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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佛陀’之含义在内（佛陀是圆满的觉者，早已超越生死，又何有‘活’与‘不活’的分别？）。事实上，并非圣者才可以转世，我们凡夫亦不断轮回再生，分别只在于圣者可以选择生处，甚或记得前生之事，而且乃因其悲心而选择再生，不同于凡夫之因业力而无奈地再次轮回。有时会有人问：‘为甚么祖古只投生在西藏呢？’，其实祖古之转世并不限于西藏，这纯粹要看他们的意愿与众生之因缘，但投生在藏地以外的祖古，并不易认出而册封。现今在印度，也开始有洋人、黑人及汉人祖古。在藏传佛教以外，也一样有圣者的乘愿转生，只不过他们并不继承先世之名位而已，例如在汉地佛教中，有不少贡献伟大的高僧或许正是先世圣者之乘愿化身。在他们圆寂后，又肯定会在另一些地方再次投生，唯一的分别只在于藏地有一个制度去寻访及认定这些乘愿转世者而已。这种制度有利于法业之延续，从转世者年幼时便给予最严谨的教育，令他们有能力继续发扬先世的事业。我们把祖古视为法定的继承人亦可，视他们为先世贤哲的真正化身亦无不可。现今的人，很多一听到祖古的名便一窝蜂地跑去依止，这是十分愚昧的事！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德行与戒行等，而并非他的名位。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亦被人称为一个‘祖古’，却没有甚么德行或成就；家师堪萨仁宝哲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却苦学成材及老实修持，最终成为印度色拉寺昧院的方丈，在他座下学习的弟子反有不少是祖古之辈！至于‘仁宝哲’（Rinpoche，亦作‘仁波切’及‘宁波车’等音译）一词，乃藏语‘宝物’之意，亦即‘人中之宝’的意思，可用作尊称具祖古等身份的人，但不一定只用于祖古之称呼上，例如家师堪萨仁宝哲，便是因其学问高而位居方丈而被尊称‘仁宝哲’的，并不因为他是某圣者的转世化身。
最早的一世祈竹（Khejok或Khujok，在文史上亦译作‘库交’、‘科卓’、‘肯佐’及‘肯卓’等）仁宝哲名号为‘达尔汗南索温布官卡益西’（KhejokTarhenNamsoKungaYeshe），曾赴北京晋见乾隆皇帝，得册封、赐印及赐予很多官廷礼物。我在十一岁时住在大藏寺祈竹楼中，至今我仍记得当年见过屋顶上的铜饰刻有藏文及汉文双行文字：‘乾隆四十五年御赐予达尔汗南索’，寺中至今仍存有甚多乾隆御赐印章、圣旨及布料等。这一世的祈竹仁宝哲生于霞渡寺附近，其祖居在一九三四年战乱中被烧毁，但至今仍可见得到地基。第二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南卡坚善’（NamkarGyaltsen），其生平现已无法确切地考究了。第三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名号似为‘奇顿坚善（GedhunGyaltsen）’。第四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洛桑登度’（LobsangDhundop），其名意为‘善慧义成’（我的出家法名与他一样）。这一世的祈竹祖古曾往拉萨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求学而得头等‘格西’学衔名位（Geshe，相当于佛学博士的一种学衔）。在回到大藏寺后，他并没有久住便到了位于我出生的房子旁、有三百多年历史而原为觉囊派的霞渡寺，最终圆寂于此寺。自此，霞渡寺便成为了除大藏寺外另一间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主持之道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我的外公是第六世祈竹仁宝哲。
外公本为大藏寺僧人，主要修持密集马头明王法门（即观音大士的其中一个化相）。除被认封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而继承了大藏及霞渡等寺院之法台地位外，他亦被视为红大威德金刚的人间化身，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及预知能力。通常来说，由于能继承历代转世所累积之财富，西藏的转世者一般都可称富有。但大藏寺却依循西藏下密院传统，在每一世之转世者圆寂后，其财富全归寺院，其府第理事成员即告解散。在下一世转世者升座后，才重新选举府第理事助手，并重新累积财富，没有先世之财富可以继承。这种制度其实有利于转世者之修行及避免了不少由钱财而生的无谓纷争，毕竟僧人还是以过贫困的清修生活才有利于成材。但在西藏传统中，有另一种规矩规定转世者入读拉萨三大佛教学府时必须斥资兴供大供养，而在毕业离寺时又再需作一次大型供养。这种大型供养，是当时入读拉萨色拉寺的外公（他当时是比丘学僧身份）及亦在色拉寺学习的大藏寺另一位法台堪康仁宝哲所不能应付的。于是两位仁宝哲便只完成了‘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课程，而并没有进行正式光荣地毕业的典礼，便各自回故乡大藏寺了。通常来说，一位在三大寺中毕业的‘格西’（即使不是一位转世者），在回乡时都是骑马衣锦还乡的，但外公及堪康仁宝哲却因身无分文而只以普通人身份还乡。后来，萨迦派的宗座法王建议外公以居士身份利益当地，他便还俗去了。在藏地，在这种情况下还俗的转世者一样受到民众的尊崇，而且在现在回想，外公现居士身而住于民众中，对当时及当地佛教的利益的确远比他住在大藏寺弘法的利益大得多。
在当年，嘉绒地区有很多术士，但凡有修邪术或居心不良的术士来到我们附近一带，都无法住下去，外公总会施法把他们驱逐离开。在外公施忿怒法时，即使在严冬天上也会行雷，故其法力深受民众尊崇。村民中每有宗教上的需要，或有病难、或家中受鬼祟邪术所扰，亦每每会由外公施法解决，所以外公被尊为一位利益百姓的大修行人。他虽然还俗现居士相，却仍被尊为大藏寺的法台，偶尔仍会在寺院的祈竹楼小住，而且寺方凡有大型法事亦总会求他参与念诵修法。在大藏寺一带，至今仍然流传外公的种种故事，其中有很多是与先世堪康仁宝哲有关的。堪康仁宝哲是大藏寺的另一法台转世，他的寓楼座落在祈竹楼旁略低的地方。据说当年这两位法台常常相互比试神通。有一次，外公施法令先世堪康仁宝哲的座骑在垂直的楼墙上行走，走至先世堪康仁宝哲之窗前嘶叫，把他吓了一跳。堪康仁宝哲便施法降下一道雷电，眼看就快打在外公的头上，但雷电因为外公的力量而转向，一直打穿了祈竹楼的几层地板。
在七岁至九岁间，我大部份时间都与外公一起度过。外公常说及我出生时的天上异像，认为我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对我尤其宠爱。在这几年间，几乎每逢入黑，我便与外公坐在一起。由于外公是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他的座位并不同一般人用的椅子，而是一种藏族高僧或转世者的法座，其他人绝不敢坐上去，但顽劣的我从来不理会这些礼仪顾忌，外公亦从不阻止我与他同坐于他的法座上。
外公个子不高，但身形颇为肥胖。他习惯在入黑后饮一杯混入蜂蜜的饮料。在我六至九岁间，每逢入黑我们两爷孙便会同坐于一个法座上，外公面前总放一个小火炉，他会把装蜂蜜饮料的杯皿搁于炉上加热，我们爷孙便一边谈天、一边把杯子传来传去，一人一口地用同一个杯子饮喝。当时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常常喝到满头大汗，在迷迷糊糊中便在外公的法座上睡。当年外公总是侃侃而谈他的历代前生之事，也常常向我讲述我的前生之种种。外公不断重复叮嘱我将来必须前往拉萨色拉寺求学，劝我切勿加入格律派外的其他宗派或寺院，并叫我将来要好好地掌持他的‘法座’（外公指的是历代祈竹仁宝哲的弘法事业）及负责大藏寺的事情。我当时尚年幼，只懂唯唯诺诺，并不在意外公所说的话。在后来入大藏寺出家后，眼见大藏寺当时有几百位僧人，一片法务昌盛的景像，我当时心想：‘大藏寺人材鼎盛，法务广大，绝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为大藏寺也做不上甚么大事！’。大藏寺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完全被毁，僧人全遭驱逐，殿堂、经书及佛像被完全毁坏。在一九八三年，我在外流离了半生后，听闻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大藏寺被允许重开，我才猛然记起外公的嘱咐，心起念：‘外公当年的意思，莫非是指该由我承担重建恢复大藏寺的事业？’。直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开始协助大藏寺之重建。在二零零零年，大藏寺终于重建后重新开光，我也总算完成了外公交予我的责任。回想起近六十年前外公常在晚上共坐时连番嘱咐的情景，不禁叹世事之变幻不定及外公之预知能力高深莫测。想及当年晚晚共坐共饮的情景，根本不觉转眼已渡过了六十年！当年我们两爷孙每晚入黑后便促膝而谈，其间历时数载，而家母却一直不知道。除以上的内容外，外公亦常谈及其他的事，有时只是闲话家常，有时却是谈有关佛法的话，也有很多是我当时不可能明白的事情。外公虽从来没有正式向我教示佛法，却间接地为我灌输了很多佛学知识，所以我一向把他视为我其中的一位师长。
在童年时期，我几乎每上床便会看到一些异像。每当灯灭了后，若是没有别人陪伴，我便会在黑暗中见到一幕一幕的残酷战争场面，这往往把我吓得不敢入睡。这种情况并不是梦境，而是在黑暗中清清楚楚看到的景像，就如身临其境一般真实，至今我仍不能解释这神秘的现像。为了避免看到这种异像，我每每央求家人陪我直至入睡，这样当晚便不会见到那种恐怖场面。脾气刚硬的我，当年默默地忍受这种恐惧及怪现像，从未向任何人透露。在多年后我才知道，童年每晚预见的原来是后来政治变动中的血腥战争场面。
在嘉绒的童年中，我曾不只一次发过一个感受很真实的怪梦，在梦中我身处现代化高楼大厦中，身旁的事物都是陌生的。当时的我不要说未到过有高楼大厦的城市，就连城市的图片也没见过。这个梦我后来在拉萨及印度也多次重复梦见。在后来见过世面后，我才知道梦见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建筑物。这个多次重复的清晰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