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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年青时，大藏寺有几百位僧众，但现时剩下的才四、五个左右。寺僧为我安排了向来朝的数万在家人说法，但因已无殿堂可用，我们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讲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极强，即使经历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故乡的在家人仍然没有放弃信仰。在这数万人中，大部份都未见过我。四十年来他们只听说被视为宗教领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来他们便默默地天天向三宝祈求我早日回归。我现已记不起当天的说法内容了，我相信这几万人当时也没有听清楚，因为大部份人都激动得泪如雨下，我当时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是说法者才强忍不让自己下泪。
大藏寺当时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务的最高决策者是寺中的法台转世世系，日常的寺务才由方丈负责打点。这位方丈在接任时，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三十多年来，为了在意义上坚守寺院制度及方丈的岗位（事实上，在他任内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并无实际的寺务及僧务可供打点），他受了极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闹得最厉害的年代，寺院已变为在家人的粮仓，并没有僧人、佛像、经书及任何宗教活动。他之所以坚持在被批斗下仍不肯放弃这已沦为象征性意义之寺职，只是为了让寺院制度不中断（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义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灭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亲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给我带来了一条哈达及口讯，向我说：‘仁宝哲您终于回来了！我马上快要死了，故无法亲自前来见您，但我很高兴在死前终于等到您回来寺院。我在任内尚算未丢了寺院的面子，未来的寺务责任现在我交还予您啦！’。我命寺僧带我上山，与方丈见了一面。在我离开后不久，方丈便圆寂了。后来我听说他的眼珠火化不坏，化为舍利，其肉身亦烧出了不少舍利。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朝圣了敦煌、青海塔尔寺宗喀巴祖师生地、甘肃拉卜楞寺、萨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这些圣地都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在拉萨，我也朝礼了各大寺院，这些则大多为我年青时常去的圣地。
拉萨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十年前变化不大，但甘丹寺则已完全被毁，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达拉宫，由于受到重点文物保护，看起来也与当年一样，所以我在朝礼它们时心中仍有与当年一样的感受。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山脚，有一座石窟龙寺，寺内有一面石墙自然浮现出本师释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个预言，其内容说在末法时代之尾声，大昭寺之释迦牟尼十二岁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圣的佛像，造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并由衪亲自开光，后传至汉地，又由文成公主带至拉萨）将沉入地底湖中，这是因为世间众生再无福报得见最神圣的佛像之共业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药王山石窟之石墙自现佛容。相传这石佛经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极微慢速渐渐显现出来。在衪完全显现全身时，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来此寺朝佛，现在重回旧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见之显现程度清楚得多了。当年我见到的石墙只有佛面显现，像是石墙上之半立体浮雕一般，现在眼前的佛像之双耳却清楚可见。以这样的前后对比预测，看来佛像全身显现而脱离石墙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远了！
在重返色拉寺时，由于它的变化，我几乎已认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时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为寺僧不多，与当年近万位僧人学法的盛况完全没丝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并无一丝感慨或激动，反而只有一种类似观光陌生地方的游客心态。在我原属的嘉绒僧堂，则还有两、三个老和尚是我相识的，我当年的师长之同班同学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兴的。在这，一位喜欢收集旧照片及图片的和尚给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张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学时，因为思乡而依记忆所绘出之大藏寺全境图。这份图画绘得极像寺院之全盛时代景像，骤眼看来我还以为它是一张旧照片。这是历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纪录，所以僧人答应把画送赠予我留存。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里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当年把我由拉萨带至印度国界的恩人。由于曾协助我到印度学法，她在文革期间被打断背骨。此时的她，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仍然很好。我们感慨地细说了当年的经历及几十年来大家的遭遇。我为她带去了一些礼物，但我心知不论怎样好的礼物也不足以回报她对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又曾数次重返故乡，并与当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这期间，柏斯的吴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众多徒弟和友人不断为寺院重建出钱出力，小徒林聪更曾多次单独前往寺院视察工程。在寺院地区，原属大藏寺辖下分寺的尼玛仁宝哲率领当地居民出资出力协助，政府的一些干部也给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当中，丹正桑布和札巴坚赞肩负起重建工程之监工责任。这两位僧人是堪称为为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们与另一位脚有残障的人在求得沙弥戒后，心欲成为具足戒比丘。当时在嘉绒区是无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们三人便骑自行车，沿途席地而睡，经几个月艰苦才到了拉萨求戒，这才终于成为了比丘。这几年来，大藏寺重建便是由这样的年青僧人负责的。此外，丹正桑布的舅舅夏加一家人，也为寺院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及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寺僧数目也同时渐渐多起来。
为了重建寺院工程中的佛画、壁画、建筑及佛像项目，寺方特地延请了青海省画师多保家族及浙江的汉族雕刻师梁志福远赴而来负责。他们的高超工艺令后来到访寺院的香客大为赞叹。
重建成的大藏寺，有金顶大雄宝殿一座、供有十三米高弥勒佛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供有五米高之千手千眼观音像之大悲殿、供有鎏金不动佛像之不动殿、重建的祈竹楼、重建的堪康仁宝哲楼、方丈楼暨寺史文物馆、辩经学院、佛学院、大型僧舍及集体用餐所用之食堂。在弥勒像及宗喀巴祖师像中，供奉多套《大藏经》、佛陀舍利、阿底峡祖师遗灰、宗喀巴舍利发及历代大师之圣物等无数。在寺院的外围，又建造了装有一千个转经轮的围墙及供朝圣绕寺转经的小径。在不久的未来，寺院还希望能提供藏医学及西藏佛教工艺的教育与为当地民众服务之藏医、西医流动义诊车及义诊站。
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又再回到大藏寺，这一次却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汉、藏、蒙古及洋僧俗徒弟陪同。我的好朋友澳洲天主教高伦神父为了这次寺院重建竣工大典，也赏光应邀而来参加。高僧贡唐大师本来也应允来访，但却在几个月前不幸圆寂了。一众由海外而来的僧俗香客在寺院住得很高兴，天天上殿与寺僧一同以藏文诵经，这令当地信众十分感动。
这次是高伦神父第二次到访大藏寺，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七年大殿落成的时候。神父本属的罗马天主教派别，一向有崇尚静修的传统，所以他对大藏寺的闭关房特别有兴趣。为了这个原因，寺方特地邀请他与我共同主持闭关房的开幕仪式，又把他的名字纪录入大藏寺长住僧人名册中以兹纪念（我也是神父所属的天主教修道院之荣誉常住成员）。青海的画师多保，特意以传统佛教佛画艺术风格画了一幅耶苏唐卡画送赠予神父。来朝礼及观礼的当地民众，把神父视为信仰派别不同的僧人。在每次有人上殿供僧时，都会很自然地向这位穿白袍、坐在一群红衣僧人当中的洋人也供上一份果仪，而且从来不会向他投入好奇的眼光。还有一次，一位老藏人来求喇嘛加持，恰巧我不在，老人在改请神父加持后，便满意地离开了。神父一向在西方推行较学术性及外交礼仪式的宗教交流，但他却被西藏老百姓这种一律对任何宗教信仰的修行人尊敬的自然态度深深打动了。他对我说：‘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宗教交流，不断教人尊重其他不同的信仰，但我一直以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才能真正达到这种包容境界。在这，却是连最平凡的一个西藏人都具备了自然流露的宗教包容心！看来世界各地的宗教学者及领袖反倒应该来这，向这些普通老百姓学习！’。
在竣工大典上，北京雍和宫及五台山菩萨顶分别向大藏寺致赠了珍贵的印章。由于大藏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清朝帝皇的尊重，清皇族直系后人爱新觉罗．恒懿公主又为寺院题匾恭贺。在典礼的法王舞仪式中，香港区的弟子表演了广东地区文化中的舞狮项目。这种表演这次是首次在西藏高原地区进行，故后来被世界健力士纪录大全接受为南方舞狮表演之世界最高海拔纪录。在同一天，一位当地信众（也是我的俗家亲戚）送来了大藏寺创寺方丈阿旺札巴祖师之头骨舍利（这块舍利上现一个天然呈显的藏文‘唵’字）。寺方好几年前已听闻这件圣物的存在（文革时被人偷藏保护起来而未至被毁），但苦寻未果，最后却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寺院竣工典礼当天终于送达寺院，令人感到祖师灵应之不可思议。
在我的一生中，虽然未做过任何对佛教的大贡献，自己的修持也很不长进，但却有幸曾遇上赤江仁宝哲、萨巴仁宝哲、宗座法王、铃仁宝哲、洛桑仲尼师父及堪萨仁宝哲等许多明师的慈悲教化，又曾有缘为印度色拉寺初年兴建、寺院大殿及昧院大殿后期的重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