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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食时方可用茶。到年资较长时，这规定便较为松懈，僧人才可以在想喝茶时自己在僧舍中煮茶。
在住宿方面，我被安排住在阿底僧舍的一间房子中，自己有一间睡房。一般来说，新僧入寺是没有房间的，只能睡在僧舍的茶房中。我的监护长老特别慈悲，对并未正式在色拉寺升座的我也尽力给予转世者待遇，所以我才有自己的独立房间。这位当年约四十五岁的老师对我恩德极大，而且对我的性格影响很深。
三大寺的学习内容分别不大，课程主要都是围绕五科佛学来安排的，只在教科书及年级编制上有少许不同。五大学科是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及戒律部。依色拉寺昧院的课程，般若部经论必须八年才学完，中观部要学四年，俱舍部学四至五年，戒律学六至七年，因明学则分开在每一年中各有一个月教授。在以上学科都一一依次学完及过关后，学僧便得‘格西’学衔。这种学衔虽然并不保证持有者的德行和内证，但却是对其佛学水平的一种极高肯定。
在三大寺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背诵、听闻及辩论。对所学的经论，学僧必须逐一背熟，逐年接受考试。在各种大、小背诵考试中，长老会随意抽取某章节的某一页，考试者必须凭记忆顺背出内容，直至考官满意为止。这种制度对弘法十分有利，毕业的僧人日后在说法时，随口便能引据极大量的经典原文，不易发生曲解佛法的情况。
学僧在每天当中，有几段时间必须往各自的老师房中听闻所学经论的阐释。藏传佛教很注重传承的清净，对经论的理解尤其注重历代以来传下的阐释角度，不容个人以己意臆测，以防止传承的变质。
辩论则是自原始佛教以来传下的传统。在佛教史上，本师释迦牟尼便曾辩倒不少外道师，令其皈依正法。历代以来如龙树等大师亦相继曾以辩论的方式折服外道。在汉地，似乎并没有辩法的具体训练，但汉地的菩萨译师玄奘倒是曾在印度辩倒不少小乘法师，从而声名大噪。在西藏格律派中，辩法更可说是学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色拉寺中，昧院与志院各有其独立的辩经院。所谓‘辩经院’，其实是一块由四面围墙组成的露天场地，其中有一个法座供场中监督的长老坐视察及在每场训练中加以指点。志院的辩经院中间有一块石头，石上有天然呈现的七个‘阿’字，是宗喀巴时代天上降下的字印入石中而变出的（‘阿’字表义一切佛法的精髓）。在昧院的辩经场向上看，则刚好可看到后山的石刻密勒日巴像。对西藏佛教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密勒日巴是经过苦行而由一个曾造重罪之身而即身成佛的一个著名西藏大师，其大半生都在山洞中渡过。他没有财物，但成就最高。我们昧院历来僧人大多在生活上极为贫困，但却曾出过不少有大证悟的行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辩经院与密勒日巴石刻遥遥相对的缘起寓意所致。
在辩经院中，僧人席地而坐，分为一个一个辩论不同课目章题的小组。所辩论的章题，与相应年级所学经论内容主题呼应。刚开始学经的新僧，会编入初级班辩论小组，天天学辩该组的课程内容，直至晋级时便全组移上一个位，本来位置又由刚入寺的新人补上。所以，在院中的某一个位，几百年来都是在辩论同样的章题，变动的只是辩论的人。学僧由最初坐在院中的左下角，依次逐级晋升，至近学成时便坐在初入寺时所坐之辩经地点旁，完成了整个循环，也辩尽了整个课程所有的章目。在辩经院中，凡同级的僧人便编为一组辩法，并不分原藉及所属僧堂与僧舍，统一使用拉萨语沟通。
在辩经时段的前后，僧人必须共诵经典。在每场辩经中，铁棒长老会踱步场中察听及监察僧人风纪。
在辩经时，有多种不同方式，有时是一人对一人，有时则数人对数人。辩方坐在地上，问难方站立大声喝问，并以各种手部动作、身体推撞、取笑、佛珠的摆动及脚部的进退增加自己的声势及打乱辩方的思路，旁边围观的学僧则视双方表现而发出喝采或喝倒采的叫声，场面十分吵闹。在不知情的人眼中，这种辩论或许有点似吵架，其实面大有学问，丝毫不可胡来。辩论双方必须依据佛的教法及因明逻辑而问答，胜败是明确俐落的，绝无空间可以靠胡辩或兜圈子而混过去。看似激烈甚至有点粗鲁的大动作，除了增加声势及打乱对方外，也有其内在的表义，例如拍掌时一手下压表义闭三恶道，另一手上扬表义拔众生超脱苦海等等。坐答辩的一方，必须漠视取笑及问方的各种动作及推撞拉扯，冷静而不加思索地给予合乎佛法及逻辑的回覆。如果在某一题上落败，答方便要摘下僧帽，直至在下题辩胜时才能重新佩帽。
以上所说的辩经训练，每个学僧都要通过，一年中还有三大寺的同级学僧代表聚在一起辩论的定期活动，但我从未参加过。在学僧毕业考试时，主要的内容仍然是辩经，投考头等‘格西’还要在大昭寺中，面对派中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两万多个僧人，在他们面前辩经多场方能考成。
除了正式的背经、听法及辩经外，学僧一般还会抽时间到师长处请益学问上的疑难。这是属于主流课程以外的私人补习，纯属私人自愿，并不受寺方限制。
不少非藏族的佛教徒以为佛教中的学习与证悟只是单纯的学问累积，所用的只是智慧，其实不然。要通达佛学中的精微之处，单靠智慧是不足够的，必须有一定的功德才能成就。我在后来的日子中跑到世界多个地方，常常碰到精神错乱的俗家人。在西藏，老百姓虽然生活是落后了一点，但都是心灵富足、乐观欢喜，极少有患精神病的例子，反而在寺中偶尔却有因死读而又缺乏功德，导致最后精神错乱的学僧。对福智低下的学僧，师长会千篇一律地授以宗喀巴祖师赞。对实在追不上课程者，师长甚至会命其停学一年，专修宗喀巴赞的念诵。在修持此法后，本来愚笨的学僧往往智力大开，乃至休学一年后反能追上而学问超越原班同学的先例在三大寺中也常有见闻。这个宗喀巴祖师赞，是我自在大藏寺时便每天诵念的。它不单能令智力增长，还能令诵者得祖师加持而克服病况与魔障等。在寺中，但凡有学僧遇上任何问题，师长总是授以同一种解决方法，命他们诵这个赞文。我在色拉寺时，寺中有一位学问很高的汉僧。这位汉僧后来在八十年代中风病重垂危，最后却单靠持宗喀巴赞而把自己的病医好了。像这类的宗喀巴赞灵应事例，我一生中就曾亲见无数次之多。
很多人以为在三大寺中，学僧在读完后应试，高级者便会得头等‘拉然巴格西’学衔，其他的分别考得二等‘措能巴’学衔，三等的‘灵色’学衔或四等的‘勒然巴’学衔，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长达二十年上下的课程中，在读到较高班时，师长便会依各学僧的历来成绩及潜质，把他们分级评选，最终的‘格西’考试其实并非取决学僧所等之‘格西’等级的因素，评级其实早在最终考试前依多年来的学僧表现而定下了。初定为头等的学僧，一般要加读几年准备应考的阶段，最后在三大寺僧众聚集大昭寺的新年广愿法会中应考，成为‘拉然巴格西’。其他等级的学僧在学成后，便在寺中应考。应考其实只是一种形式，并非真正的考试。在应考前，学僧早已完成了整个学习过程、经长老认可成绩，方能被保荐应考相符他二十年来学业表现等级的学衔。所谓的‘应考’，其实只是一种毕业仪式而已，主旨只是在众人前证明一下多年来所得之成绩及庆祝一番，其所得等级是早已在应考前几年决定好了的。在应考当天，考生由其师长引路，在辩经院中一天辩论数场，所辩内容、对手及结束点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考生最后必须对僧院、僧堂及僧舍分别作大供养各一次、对所有僧人供茶及供食，这便算完成了学业，可以以光荣的身份离开寺院而衣锦还乡了。
刚才也已提到，成绩高等的学僧会在读至较高年班时，被评选为头等‘格西’候选生。在正常的课程学完后，他们便要另外深造一、两年备考。头等‘格西’必须在三大寺僧众前辩经多次方可考取毕业，其所得之名衔是一种无上的学者荣衔。在每年新年时，拉萨市大昭寺会举行广愿法会，一连两、三周都有大型的庆祝活动，以纪念佛陀当年以神通降伏外道的神变节。这个大法会传统，是由宗喀巴大师在十五年代创办的。在十多、二十天中，有法会、供僧、‘格西’应考、讲经、酥油花展及佛像巡游等活动。这段期间，三大寺所有僧众必须出席，往往有多达二万多个僧人齐集大昭寺。在大昭寺，各寺僧人依所属寺院、僧院、僧堂及僧舍而被安排坐在特定的角落，占满全寺楼上楼下每一吋空地。在每天早上四点起，二万多僧人便要开始诵经，一天中分为诵经及观看头等‘格西’应考生辩经等多个段落。三大寺中的转世者各自依身份而有特定的座位，达赖喇嘛则坐在大昭寺的达赖喇嘛御用房中，隔窗帘观看，他的老师赤江仁宝哲等亦都会出席盛会。由于我并未在色拉寺昧院举行升座典礼，所以便不能坐在转世者的特定座位上，而必须与二万多僧人挤在一起。在法会中，僧人有时连正坐的空位也没有，只能插在其他僧人中半蹲半坐地捱过，而且不准中途如厕，一天下来很是辛苦。在拉萨期间，我参加过八次左右的广愿法会，每次都感到很不好受。
头等‘格西’的应考生，便是在广愿法会中、大昭寺中央广场应考的。他们必须在所有长老、达赖喇嘛及三大寺全体僧众前辩经，心中往往十分紧张。长老会依各人表现评以头等中的名次，最后会由法王引领考生绕寺游街，接受民众的祝贺及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