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踔甘荆ⅰ蠊づ┲С盅母锩卸蛔级费桓刹俊⒐と艘宦刹徊渭友幕疃凰谢馗刹咳ニ捣と恕⑹忻癯烦鲆窖г褐芪У厍淮笮偷男妒酢返幕疃宦赏Ｏ吕础＞刹康娜敖夤ぷ鳎�28日，宣传《十六条》的活动基本停止了。但是为时已晚，在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中陷于孤立的学生，已于26日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紧急呼吁”，诉说“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攻”，有“140名师生被打伤”。“紧急呼吁”发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外地大学的1000多名师生赶到青岛进行支援。事态扩大了。
8月27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赶到青岛，了解情况，之后向中央作了汇报。29日，青岛三大院校及外地到青岛支持的学生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会上，给张敬焘戴上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罚跪批斗，同时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三大院校师生做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30日，谭启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解决问题。当日，部分学生再次揪斗了张敬焘。学生野蛮揪斗张敬焘，无疑刺激了部分干部、工人、市民的对立情绪。
8月31日晚，谭启龙在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大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时，正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省委工作组澄清“八二五”事件真相，确保张敬焘人身安全。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这些人不满情绪的爆炸。他们成立了服务小组，召开了大会，并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要求“做出正确决定”的急电。9月1日凌晨3时，谭启龙到市委门前传达了刚刚收到的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敬焘同志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指示传达后，大会作出了恢复张敬焘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的“六项决议”。
9月1日上午，青岛全市流传着“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谣言和传单，而且《青岛日报》竟为这一假消息出了“号外”。
谣言满天飞后，各单位纷纷到市委给张敬焘送慰问信，形成了“自发庆祝游行”，游行的规模，有10万至40万人的各种说法不等。这中间，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冲进青岛医学院，高呼“抓右派学生”等口号，形成围攻之势。更有甚者，青岛市北区的法院和检察院勒令师生在24小时内投案自首，“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9月1日当晚，青岛市委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的形势和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等问题讲了话，实际上是辟谣。但是，部分人不满意，拒绝离开会场，又形成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静坐大会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2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此时，青岛静坐大会又作出了一个与前一个“六项决议”相类似的“六项决议”。9月4日，中央正式作出了对青岛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心内容是，中央委托谭启龙妥善解决问题；工人和学生要团结一致。谭启龙随即提出了分两步走解决青岛问题，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解决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
青岛市9月1日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称为“青岛事件”。引发9月1日“自发庆祝游行”的是一则谣言。这则谣言来自何处？《青岛日报》为什么敢为谣言印“号外”？时至今日仍是个谜。有些人把庆祝游行说成是“自发”的，显然站不住脚。参加游行的人数达10万至40万之多，占青岛市100万人口中除去老人、小孩之外的近半数或超半数，如此大的规模，没有人组织是不可信的。况且，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目的十分明确，这不是“自发”所能做到的。至于谁是组织者，尽管此后造反派进行了追究，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不过，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庆祝游行对谁有利。显然，对以张敬焘为代表的群体有利。所以，有人认为各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是有道理的。说“自发”的人。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张敬焘深得民心，撤销张敬焘的职务是错误的。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事件”作出批示，批示是写在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王效禹9月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这个报告是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示如下：“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笔者保留的当年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的批示，与上述有一处不同，即在“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后面还有一句话“都是错误的”。
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出四条具体规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但令人不解的是，谭启龙当时没有在青岛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是中央不允许传达？还是为了限制王效禹的影响？
谭启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协商解决青岛问题的指示，于9月20日召开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大中学校师生、干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参加的协商会议。因为各方代表分歧意见甚大，会场秩序混乱，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谭启龙的讲话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以为回应。在会议期间，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师生驱出了会场。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不过，“青岛事件”是暂时平息下去了。9月24日，谭启龙返回了济南。
谭启龙在近一个月中三下青岛处理青岛问题，虽然解决了大规模围攻师生的问题，但对化解矛盾收效甚微。在“青岛事件”前后，有近千名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9月1日之后的半个月，许多人感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9月7日的公开支持，造反的师生才摆脱了困境，占据了上风。“青岛事件”中，市委及部分干部、工人、市民与造反师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二次交锋。
“文革”初期发生的“青岛事件”，表面上聚焦了以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为核心的当权派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与党政体制内抵制“文革”的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青岛事件”，极大降低了全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严重挫伤了以党政领导机关为代表的主流力量。此后，市委、市政府难以切实履行职责，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步丧失了执政能力，逐渐陷入半瘫痪境地。所以，谭启龙说：“山东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毛泽东重视的王效禹“造反”
当青岛的少数的造反师生与庞大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群众尖锐对立时，一个领导干部从后者的营垒中杀了出来，站到了造反师生一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就是王效禹。王效禹的“造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王效禹，1914年生，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人。其母是老共产党员，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效禹在母亲影响下，积极投入抗日工作，于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中共临淄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中共博兴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在整风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降职到山东德州国棉一厂担任副厂长。1964年获平反，1965年6月起任青岛市副市长。
“青岛事件”发生时，王效禹正在青岛市的崂山县，担任中共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兼崂山县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党委书记。
“八二五”事件发生后，青岛市第四十一中的部分教师写出呼吁书，要求革命、造反、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王效禹当即给以大力支持，并于8月31日上午在崂山县中小学教师会议上宣读了呼吁书，又于当天晚上在崂山县中学“文革”小组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王效禹指出：要敢于大胆怀疑，敢于丢掉“怕”字，敢于革命；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是保皇派，青岛市委有问题，山东省委有修正主义。王效禹表示，坚决支持四十一中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成立红卫兵。王效禹的行为，被许多干部认为是造青岛市委的反，与市委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