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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检讨中，终于承认：由于他们领导的失误，在农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人村”，“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令人目击而泪落”。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也曾沉痛地说道，这是河南省“建国以来的最大惨案”。
周总理教父亲“磕头化缘”父亲接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原大省。保健医生李士峰告诉我，父亲刚到河南时，尽管他整天不是召开会议、就是谈话调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里，却还是难以入睡。父亲常常从临时住的招待所溜达出来，沿着金水大道走进紫荆山公园，在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着他的只有李士峰医生。“民以食为天”。在那个节骨眼上，父亲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是全中国人民的当家人，当时还亲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父亲茅塞顿开！他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鲁笳叔叔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伯伯、湖北的王任重叔叔要米，找广西的韦国清伯伯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伯伯要红薯干。事后，陶铸伯伯还曾带着父亲专程赶赴属于华东局的安徽，向省委第…书记曾希圣伯伯和安徽省委表示了感谢。到后来，父亲连远在大西北新疆的张仲翰叔叔都拜到了，而张叔叔给的、是当地特产马铃薯。父亲晚年在自己的《自述》中是这么回忆的：“我到河南后，先抓救灾，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确实让群众收到。我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乡，是献县人，和纪晓岚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我的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一大早，父亲就敲门闯了进去，两手抱拳、开门见山说道：“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二姨父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父亲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父亲喜笑颜开，连坐都没有坐，马不停蹄地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去了。
父亲还把周总理支的招儿告诉给了河南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最后，就连已经离职在家养病的母亲也被父亲动员起来，她给老战友、广东湛江地委第一书记孟宪德叔叔写信求援。孟叔叔接信后，立即组织群众赶制了一批红薯干，很快运到了河南。
父亲除了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八方磕头，以求尽早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外，以他为首的新省委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率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后来曾先后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的杨贵叔叔感叹地对我说道：“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当然，除了河南省委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外，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由李先念伯伯牵头挂帅，采取了“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许多正确措施，向全国各地的灾区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和其他救灾物资，这才使得全国各地包括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那时，灾区群众翘首以待的救济粮款、过冬衣被、生产用具、种子、肥料、农药和大小牲畜，城镇人口不可或缺的粮油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煤电需求……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压在父亲的肩头，压在父亲的心口，他那早已治愈多年的肝炎复发了，眼底视网膜也再次大面积出血。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
可是，父亲没有休息，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团结和选配干部队伍
当时，父亲除了必须迅速解决“五风”造成的恶果，组织救灾，恢复生产，稳定局面外，还要妥善处理“反右”以来原省委对干部、知识分子队伍三次大的伤害和分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真诚、热忱地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父亲首先面临的就是应该如何全面、客观、慎重地认识和对待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事隔多年后父亲透露，他到任不久，就有人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面对面地批斗这位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企图重演批判潘复生叔叔的一幕。而那时该同志的胰腺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每天的胰岛素用量为100120个国际单位，超过一般患者10倍以上。父亲认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也有悖于党的一贯干部政策，甚至根本是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当场予以拒绝。
父亲在晚年，只要一提到原省委这位主要负责同志，总是说，他是位老资格、老学究，对群众工作、党内斗争没有多少实际经验，是周围的几个“黑参谋”毁了他（“黑参谋”一词是毛主席对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身边那几个人的评价原话——作者注）。同时，父亲对这位主要负责同志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搞“假、大、空”那一套，给河南的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是非常的不满和遗憾。关于这一点，我在采访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陶鲁笳、杨珏叔叔等人时，发现他们也都有强烈的同感。
其中，杨珏叔叔晚年说到，他听张玺叔叔的大女儿张林南大姐讲，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撤销平原省，将其并入河南省之前，中央曾征求过即将离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叔叔的意见，究竟由谁来接任新的河南省委一把手职务较为合适。张玺叔叔出于对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这位老同志的了解，向中央推荐的人选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叔叔。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潘复生叔叔为合并后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这位老同志为第二书记。后来证明，潘复生叔叔在河南工作期间思路是正确的，是有成效的，可遭到了诬陷和打击；而这位老同志取而代之后，却惹下了一场滔天大祸。
这位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于1962年4月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职务（由驻越大使何伟叔叔接任省委第二书记），调中南局任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由父亲亲自挂帅，省委成立了专门班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登紫叔叔就是其中的成员。多年后，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省委给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的平反决定，建勋同志抓的很紧，要求很严格。我们几个同志，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和要掌握的原则，都是白天写，晚上向他和省委书记杨蔚屏汇报，听取修改意见。他总是字句斟酌，力求准确。他精力充沛，在研讨中，不时讲点故事、笑话，提提我们的精神，有次竟讨论通宵。”
另外，经过严格的和长期的考察，一些实事求是、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群众拥戴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领导干部脱颖而出，先后走上了省委领导岗位。一大批中青年干部也相继担任了地市委第一书记领导职务。
父亲在河南主政17年，正是依靠了以他为代表的务实勤勉、艰苦奋斗的广大干部作为核心骨干和中坚力量，才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共同支撑起了中州大地度荒救灾、保障民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时局的宏图大业。
尊重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领导河南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过程中，父亲首先十分注意发挥本地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的重要作用。
至今我还记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经常是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地图摆满一地，大人们或坐或站，或蹲或跪，还有的人索性脱了鞋，直接在地图上踩来踩去。他们时而小声商议，时而大声争论。由于抽烟太多，满屋子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似的。因为我住的小屋紧挨着父亲的办公室，所以我经常是伴着隔壁透过来的噪声和灯光，再加上挡也挡不住的浓浓烟味，恍然入梦的。
父亲晚年在《自述》中讲完救灾后，话锋一转：“然后，我就是抓治碱，修水利。治碱工作量小一点。还修了不少的水库。后来，这些水库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河南省水利厅有位专家，名叫陈惺，他因为公开反对“以蓄为主”的做法，50年代末被扣上“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先是下放到南阳农村劳动锻炼，后来又全家被贬到了信阳。父亲调到河南后不久，了解到自然灾害主要是因治水错误而起，他就四下里追问当年水利界有没有反对派？大家反映说：“有，叫陈惺，现下放在信阳地区水利局。”
闻听此言，父亲大喜过望。据陈惺叔叔回忆，1961年9月的一天，还戴着“右倾”政治帽子的他突然接到通知，说父亲要见他。
一见面，父亲就直截了当地对陈惺叔叔说：“我来信阳做农村调查，你陪我去。”当天下午，他们到了罗山县，晚上听取了县委的汇报。散会后父亲对陈惺叔叔说：“我来到河南后，对存在的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当前首先要办两件事：一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整修被严重破坏的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力。”
随后，陈惺叔叔陪着父亲走了七个县。父亲白天看、晚上听，抽空儿他俩还走街串巷地四处转悠。父亲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