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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家只是希望继承佛祖如来（即释迦牟尼）的事业，使佛教教义发扬光大。”
大理寺卿听他小小年纪这么有抱负，有志向，不由得点头夸奖了几句。他问陈祎读过什么经书。陈祎像考试那天回答的那样说了一遍，并且说：“那天我回答关于佛经解释的问题，由于一时紧张，没有答好，大人如果允许，是不是可以让我再考一回？”
郑善果想了想，答应了这个请求，当时就叫手下人去把两位协助考试的法师请到衙门来，面试陈祎。
这次考试，考场既不像上回那么威严，主考官的脸色也比较和气。陈祎一点不慌张，从容不迫地回答了法师提出的考题。
郑善果见他对答如流，好不高兴，和两名法师商量了一下，决定破格录取这位有志于佛学的少年。
陈祎高兴极了，立即跪下，向主考官们磕了个响头。
第二天，他接受剃度，把头发剃了个精光，身上也披上了袈裟。
陈祎本来长得唇红齿白、相貌堂堂，剃光了头发，披上了袈裟，更显得干净利落，一表人才，郑善果满心欢喜，感慨地对同僚们说：“这个孩子风骨难得，将来必能成为佛门栋梁。可惜我年岁已大，恐怕等不到他成才的那一天了。”
郑善果说的话，后来果然都成了事实。
从这天起，陈祎就有了一个法名——玄奘。
三 佛门“千里驹”
唐僧玄奘原来是因二哥长捷和尚的关系，借住在净土寺的，如今他自己当了和尚，就名正言顺地在净土寺住下学习了。
净土寺里有两名和尚：佛学造诣很深，一个叫景法师，一个叫严法师。他俩分别给和尚们讲解《涅 （pdn盘）经》和《摄大乘论》，这两种佛教经文都不大好懂。可是，玄奘专心致志地听讲，废寝忘食地钻研，并且时常拿着经卷向两位法师请教，终于弄懂了经文的内容。
有一次，唐僧玄奘把严法师讲的《摄大乘论》，有条有理，完完整整地复述了一遍。这使寺里的和尚们非常惊讶，都说郑善果有眼力，发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对于玄奘的刻苦努力和迅速进步，更是感到十分佩服。
但是，唐僧并没有能在洛阳长久地学习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隋大业十三年，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被农民起义军打得摇摇欲坠。这时，隋朝的太原留守、贵族李渊，在他的儿子李世民的怂恿下，利用这一有利情势，起兵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占领了今陕西省一带。第二年春天，昏庸荒唐的隋炀帝在扬州被他的臣子杀掉。李渊就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叫做唐。
隋炀帝是被杀死了，李渊也正式宣告自己做了皇帝，可是，洛阳却仍旧处在隋朝残余势力王世充的黑暗统治下。连年的战争把洛阳搞得凋零破败，到处断墙残垣，路有饿尸。和尚们连肚子都吃不饱，也就不大顾得上讲经说法，谈学论佛了。好在出家人四海为家，不少和尚也就纷纷离开洛阳，云游四方。
唐僧瞧这情形，呆在洛阳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他便对长捷说：
“二哥，眼下局势这么混乱，隋朝的天下眼看着完了，咱们何必在这里干坐着等死呢！”
长捷点点头：“是啊，连咱寺的景法师都走了，咱们也跑吧。”
“听说唐皇已经占了长安，天下归依，咱们何不投奔到长安去？”
“好，我也正这么想呢。”长捷说着，就叫兄弟赶紧收拾行装。
出家人的行装再简单不过，一件袈裟，一个钵盂，一份度牒，外加几卷经书，打在青布包袱里，背上就可以走。兄弟二人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洛阳。
从洛阳到长安，路不算远，可长安已是唐王朝的范围。玄奘和长捷到了长安，就在庄严寺里住下了。
但是，没多久，唐僧就发觉这里的佛教事业并不兴旺。因为这时唐王朝刚刚建立起来，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而且，李渊、李世民父子，还没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更没有工夫关心到佛学。长安这么大一座古城，居然没有一处开讲佛经的场所！
既然寺庙不讲经，那就找几个佛学学问好的和尚请教请教吧。唐僧打听了一下，想不到，原来在长安的高僧学者，也都离开长安，到四川去了。因为在隋末唐初这段时期，中国的四川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小，所以当时许多名僧和研究佛学的学者，大都集中到了四川。
唐僧求学不成，只得和二哥一起离开长安，经子午谷前往四川。
他们走到汉川（今陕西南郑县）、遇见了两个也准备去四川的和尚，一个叫空法师，一个就是洛阳净土寺的景法师。玄奘很高兴，一路走，一路向两位法师请教学习。四个人边走边讨论着佛学，一个多月后，结伴儿来到了锦城成都。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加上近年来战火没有波及，所以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从各地游移来的佛学大师，到处大开讲席，传授佛经，有的和尚还与道教展开辩论，很有生气。唐僧看到这番情景，非常高兴。
唐僧跟从道基等法师学习。他专心致志地潜修学问，珍惜每一寸光阴，在短短两三年内，就精心研究了佛教的重要经典。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二十三岁的唐僧在成都受了“具足戒”。这个“具足戒”又称为“大戒”，是佛教僧尼的最高戒律。佛教徒们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僧侣，必须经过长期的修行，而一旦被授予“具足戒”，就说明这个人在佛学上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精湛的造诣。
唐僧尽管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有学问的人，但他仍然不满足，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深造。他在成都学习了几年，差不多已把四川所有的佛经都研究遍了，感到再留在这里进步不会太大，于是向二哥提议，到各地去访求名师，结识学友。
长捷听了兄弟的提议，却不像当初离开洛阳那会儿，说：“兄弟，你我二人在四川，都已有了不小的声望，再说，这里衣食住行样样不愁，于吗还要日晒雨淋地，东跑西走呢！”
“原来是这样！”唐僧明白了二哥的心思——他满足于已经掌握的佛学知识，贪恋着成都宁静安逸的生活啊——既然这样，人各有志不能勉强，那就分手好了。他想到这里，就说：
“那也好，我一个人走。”
“什么，你一个人走，不行，我不同意。”长捷连连摇头。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请你一起走，你不愿意走；我自己一个人走，你又不肯放我走。”唐僧说到这里，见长捷板着脸，改换了口气，“兄弟我无论走到哪里，永远也忘不了二哥您对我的关怀和教诲！”
长捷知道理亏，把眼睛闭上了。
唐僧明白，要二哥同意他走，实在很困难：“好吧，那就瞅个机会溜走得了。”
没几天，唐僧打听到有个商人将要乘船出四川做生意，就决定和他结伴同行。他留下一封信给二哥，独自走了。
从此，唐僧和长捷天各一方，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商船离成都，入长江，过三峡，很快到了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唐僧告别商人上了岸，在天皇寺住下。
他在天皇寺，和那里的法师等人一起研究、讨论了不少佛学问题。当地的和尚和佛教徒知道唐僧对佛学很有研究，也经常请他开席讲解佛经。
半年以后，唐僧离开了天皇寺，到河南、河北等地，一面讲解佛经，一面虚心向有学问的人请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读了很多佛教经典，而且研究了佛教各家各派的学说。
唐僧常想，当初他和二哥到长安时，佛教事业固然很不景气；可是如今，好几年时间过去了，长安毕竟是唐朝的首都，不会再像当初那样的。于是，他又到了长安。
果然不出所料，这时的长安，佛事已经兴盛起来，讲经说教的活动也很频繁。唐僧就经常在长安大觉寺听法常、僧辨两位佛学大师讲解佛经。
由于在许许多多听讲的和尚中，唐僧学习和理解得最好，因而不时得到两位法师的称赞。法常和僧辨两人还感慨他说：
“我们都已老朽，恐怕不能看到玄奘日后的伟绩了。他真是佛门的‘千里驹’啊！”
两位佛学大师对唐僧的赞扬传出后，“佛门千里驹“的名声立时传遍了长安城内外。
四 立志西行
唐僧出家十多年来，在国内到处寻访有名的佛学大师，请问求教，弄通了不少重要的经典。但是，他的学问愈广博，疑问也就愈多。尤其是他发现佛教的宗派林立，教义各不相同，很难说哪个才是正确的，极有必要对于各种宗派及其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
同时，他也感到，佛教经典的译本太少了；有些译本不但文笔拙劣，晦涩难懂，而且错误的地方很多。唐僧着重研究的是大乘佛教的“瑜伽（yU qie余茄）法门”，而这方面的系统经典的译本，更加残缺不全。
为了解决疑义，深入研究，弄清佛教的根本，传授较好的佛经译本，他认为非亲自到天竺（今印度）去留学不可。
恰巧在唐僧二十七岁（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那年冬天，中印度（印度有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学者波颇密多罗从海路航行到中国，住在长安。这位波颇密多罗是印度权威学者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学生，据说能记诵大小乘经典各十万颂①。唐僧遇到这么有学问的老师高兴极了，他诚恳地向其请教，求问多年来积下的疑难问题。他从这位老师那儿，不仅在佛学上得到了很大的收获，而且知道，中印度有个全印度最宏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寺里有位全印度人人景仰的佛教权威戒贤法师，这位法师非但深通“瑜伽”，对于佛教其他宗派也都精熟，
从这以后，唐僧更加向往印度，尤其向往中印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