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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能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必然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23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ll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
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1960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继续工作，挪开瓦砾碎片。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好象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米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圣经考古学的资料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在摩西五经中，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回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绝灭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从1929年到1937年在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1400年的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象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现看，从亚伯拉罕起时代到400多年后的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之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三1~3节中描写的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23年至22年，或公元前9年至8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而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WilliamRamsay）甚为钦佩地写道：“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F。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
第二章 《圣经》是神默示的 四、《圣经》手抄本的可靠性
我们今日的《圣经》是根据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圣经》经卷的原稿已无处查寻。那么，我们今日的《圣经》是否与原稿一样呢？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先看看新约。前文谈到，新约各卷在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现在已找出五千多本新约手抄本（完全的或部分的），最老的手抄本来自公元第四世纪，与原稿只相隔二、三百年。新约手抄本之多，距原稿时间之短，都是别的古典著作无法相比的，充分显示了新约手抄本的可靠性。
罗马凯撒的《高卢之战》（GallicWars）写成于公元前一世纪，现只有91本较好的版本，其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900年写成的，与原著相距1000年。其他古典著作，如古希腊作家沙浮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作品，塔西图（Tacitus）的《年鉴》等，其保留至今的手抄本数量之少，距原著时间之长也与《高卢之战》相似。此外，新约各手抄本的差异是非常小的。除一些字的拼写有些差异外，整本新约的二万句话中，仅有千分之一二是有疑问的。写于公元后七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忒（Iliad）的一万五千句中却有5％的句子有疑问。莎士比亚的作品至今只有300年，但原稿亦均不复存在。其30几个剧本中，每一本都有上百处地方引起争议，这些差异都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与莎翁的印刷版本相比，新约《圣经》手抄本的高度准确、可靠，令人肃然起敬。
保存至今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的数量不如新约手抄本那么丰富。在死海古卷发现前，人们拥有的最早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是来自公元900年左右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Texts），与原著相隔1300年。旧约手抄本流传下来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犹太人对旧约手抄本的极严格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犹太人中的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抄写旧约经卷。如果某一页中发现任何一点差错，整页经文就完全毁掉。经卷抄写后，经严格审查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一视同仁地在犹太会堂诵读。
按中国人传统，往往视原著最宝贵，哪怕残缺不全也然。但犹太人的注意点却完全集中在手抄本的完整无缺，以便无误地传达神的话语。所以犹太人视新手抄本比旧手抄本更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长久使用而残缺的旧手抄本不断被新手抄本所代替。这些残缺的手抄本就被废弃。每个犹太会堂中都有一个大木柜，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残缺的旧约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在木柜里往往因为被忽视而进一步被损坏。当木柜中累积的手抄本太多时就会被埋到地下。不少现存的最古老的旧约手抄本都是在这种木柜中找到的。犹太人世世代代饱经忧患，流离失所，旧约的手抄本也随之丧失。犹太人精心保存下来的多是他们认为值得保留的马所礼经卷。
马所礼经卷是由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马所礼人编成的。他们使用了整套极严密细致的查验方法，以避免在抄写、编辑室中出现错误。同时，他们在经文中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帮助读者正确发音（在此之前，希伯来旧约抄本中无母音），被视为当今标准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然而，马所礼经卷毕竟与旧约原本相隔1000多年。而且马所礼经卷与公元前二世纪被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旧约相比，由于翻译的原因，也有不少差异。马所礼经卷是否与旧约原本一样呢？多年来，人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947年春天，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盐海）附近牧羊的阿拉伯牧童，为了寻找迷失的羊，将石头掷进死海西边的岩洞里，结果其中一个岩洞发出石头打破瓦罐的声音。进洞后发现了很多皮质经卷用棉布包着，装在几个大瓦罐中。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中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因这位主教不识希伯来文，他打电话给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其代理会长查伟（JohnTrever）把部分经卷拍摄下来寄给霍普斯金大学的美国《圣经》考古权威亚布莱特教授（W。F。Albright），被鉴定为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
接下来的几年，各国考古学家纷纷到死海地区发掘，一共发现了四万多经卷碎片，有500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拼成的。根据C14放谢性测年法、古文字鉴定法、出土的钱币和“昆兰社区”的习俗等综合鉴定的结果，证实这批抄本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的作品。其中，完整的第53章抄本被专家们证实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作品。这个抄本中除几处字的拼写的差异外，与马所礼经卷53章完全一样！从死海古卷到马所礼经卷，《圣经》被抄传千年之久，仍准确无误！这样，人们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一下子提早了1000年，与旧约原本仅相差二、三百年。
综观上面所谈，如果我们仍对《圣经》各书卷持怀疑态度的话，实际上是在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圣经》还比它们可靠。麦道卫（Josh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写道：“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