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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爵士（SirEdwardClarke）在致梅克西（E．L．Macassey）牧师的信中说：“我以律师的眼光对第一个复活节早上发生的事作过深入的研究，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我过去在高等法院判案时，我们能根据一些比耶稣复活的证据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定案，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心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就是这类的证据。作为一个律师，我自然是无保留地相信，它们是由一群可靠的人对见到的事实所作的见证。”
葛林尼夫（SimonGreenleaf，1783…1853）曾任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并在大法官史陀瑞（JosephStory）去世后接续成为同校的荣誉教授。诺特（H．W．Knott）在美国《名人字典》（DictionaryofAmericanBiography，Vol．vll，NewYork，1937年出版）第七卷中称，“由于史陀瑞和葛林尼夫两位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才能成为美国法律系中的佼佼者。”
葛氏从使徒们的言行及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环境来论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精辟入理：“使徒们所传扬的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他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地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当时身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他们的宗教被世人认为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不免要招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迫害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予酷刑甚至遭受惨死。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时，却有更多持此信仰的人站出来以最大的毅力与决心继续完成未完之责。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动力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并需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能肯定这些事件，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若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却不肯返回，那么他们终生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的最大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也无福乐。……但使徒的行为证明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若使徒们必须隐瞒以上的种种行为，这显然与他们的本性有所不合，因为他们从生活上显出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也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会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骚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为却表现出他们对人类具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世界再没有理由要促使他们作这些虚伪的事。”
第四章 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 六、复活之事至今无法推翻
柯伯里（JohnSingletonCopley）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名的律法权威，曾任英国首席检察司、上议院议长、剑桥大学校长，被英皇赐名为林贺思公爵（LordLyndhurst）。他去世后，他的亲属在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他谈及自己基督教信仰的详尽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被人所攻破。”信仰和反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所以，复活的真实与否，一直是双方交锋的核心所在。但耶稣复活的史实一直迄然耸立，无人能够推翻，两千年前如此，中世纪亦然，上个世纪是这样，如今仍也未变。柯伯里的话，同样切合今天的实际。
律师莫理逊（FrankMorison）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这样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是破坏了耶稣的形象。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中的事完全追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英雄本色。他本打算尽可能删去有关神迹的一切记录，并准备对耶稣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WhoMovedtheStone？）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章的题目是“不愿意被写成的一部书。”
利特尔敦（LordLyttslton）是文人兼政治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他曾追述他与他一个做法官的朋友韦斯特（GilbertWest）一段往事。他俩年轻时都深信《圣经》是一本欺骗人的书，并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利特尔敦立志找出大数人扫罗从未变成使徒保罗的证据，韦氏则从事印证耶稣不曾复活。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时期。结果，二人均因竭力找寻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了偏见，悔改归信了基督。当他们碰面时，都觉得有些腼腆。他们没能按预想的计划因揭发了虚伪而欢呼，却彼此由衷地庆贺认识了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韦氏写了一本书《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ObservationsontheHistoryandEvidencesoftheResurrectionofJesusChrist）在该书的扉页上，韦氏引用了一句古语：“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工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
孟沃伟（JohnWarwickMontgomery）1931年出生于纽约州，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千康奈尔大学，继而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韦登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及法国Strasbourg大学获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著作甚丰。他在《历史与基督教》（HistoryandChristianity）第一章中写道，“在这本书内，笔者准备不厌其烦地再提出这些问题：耶稣是谁？他自称是谁？有何根据？本章与第三章将讨论耶稣的生平、身分及其使命的历史实录，以作为第三、四两章的背景，因为在后两章内，我们将要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如何从死里复活，以证明他实在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这些讨论的题目难免会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人生哲学的检讨与批判。虽然如此，我们乐于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因为笔者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就曾面对这些难题，结果变成了基督徒。诚如剑桥大学教授鲁益师（C．S．Lewis）所说，我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的国度里。从那时起，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越深，就越觉得其宇宙观实在是完美无瑕，叫人经历越多，就越满足。因此我如今乐于向各位郑重推荐。”
孟沃伟提及的鲁益师于1898年生于爱尔兰，在一个学院读了一年书以后，全靠自学，在牛津大学首次获得三重学位，1954年出任剑桥大学教授。他是一个拥有独特恩赐和逻辑头脑的基督徒作家，其作品畅销全球，享誉世界。年轻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后来神将他“团团围困”，《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使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他在描述他自己如何抛弃无神论、皈依基督时，有如下自白：“1926年初，我所认得的无神论者中之最顽强者，在我房间内和我对坐烤火。他对我说，福音书的历史性看来十分可靠。‘奇怪得很’，他接着说：‘弗锐瑟（Frazer）笔下那位受死的神，好象真正曾发生过似的。’读者必须先认识我这位朋友（自那次以后，他没有再对基督教表示任何兴趣），才能想象他这句话给我何等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我悚然大惊：“倘若这位犬儒中的犬儒，刚硬者中的刚硬者，尚且不能觉得‘安全’，我还有何地可站，难道真的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吗？”“我所最不期望的，是他的无情步伐。可是，它却偏偏临近我。我最惊怕的东西，最后也来临了。就在1929年三月一主日，我在神前跪下祷告，承认他是真神。也许那天夜里，全英伦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重要的事，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居然谦逊地接纳一位象我这样的人。浪子终于脚踏着地回家去了。这个浪子，一个游荡、挣扎、愤恨，还游视每个方向、想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谁愿意大方地接纳他呢？所以，‘强迫人入教实在被不法之徒滥用得太多了，这使一般人对入教产生误解和拒绝。事实上，这恰好显示神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
第四章 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 七、小结——选择
杰出的剑桥大学学者魏思科（CanonWestcott）的话可以作为这一章的小结：“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
复活的证据是如此充分、确凿，但有的人们不信耶稣的复活，原因何在呢？我个人以为，那些对耶稣复活的事经过深入、详尽的研究、了解后仍不相信复活的人，并不是证据不足使他们不能相信，而是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相信。（道德层面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论及）这里只探讨一下有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