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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他」（徒一七28），我们离开了神，「就不能作什么」；上帝爱世人，他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乃是要救世人，要世人得永生，「并且得的更丰盛」（参约三16，一○10）。我们若「常在他里面，……就多结果子」；凡我们愿意的，祈求便为我们成就（约一五4－7）。所以，我们如果把心智能力奉献给神，不但不受辖制亏损；而且可以因此加强而提高，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另外一派，恰正相反，则疑惧文化；深恐圣道如与文化发生关系，会被文化消灭。他们以为欲求保持纯正信仰，最好不要沾染什么文化哲学思想；要完全属灵，为福音而福音，圣道而圣道：这样便不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弗四14）。这种择善固执，忠心圣道的态度，固属稳妥；但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不能藏在战壕里面，苟且偷安，仅取守势；尤不应住在象牙塔中，独善其身。魔鬼的野心，乃要吞噬遍地世人；（彼前五8）我们主的吩咐，乃是要我们「进入狼群」（太一○16），「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太二八l9）。我们不可故步自封，采取守势；任何战争只有采取攻势，方能获得胜利。
基督圣道，固与文化哲学，不可混淆妥协；但却不可投鼠忌器，完全否认，或漠视其关系。我们不怕两者发生关系，而只怕不辨其本末与主从。我们如果漠视文化，放弃对于文化的领导权，则无异「自焚教会通至世界的桥梁」。其所发生的后果，若非使文化界人士妄自尊大，无视上帝，惑于「不可知论」，不信属灵属天之事；便令其饮鸠止渴，急不暇择，趋骛异端，盲从邪道；被人用「虚空的妄言」所「掳去」（西二8）！
宗教对于文化，不仅有密切的关系，且复有决定性的作用，乃是一种潜在的主力。尤其基督圣道，以其教义之崇高，性质之超凡，实为欧美民族新生之动力，文化之保姆；而其推助西洋科学文化之发展，尤有其无可否认的影响，无可磨灭的史实。所以，我们不可守株待兔，自我陶醉；对于世事，不加闻问；而应根据圣道的标准，对于以往文化的成就，加以检讨，重新加以批判估价；并对世界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加以积极的指导。惟于此又须郑重说明者，我们并不是敌视文化，也并不是站在法官的地位，审判世人；而乃要用真理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一9）。乃是要在真理的亮光中，对文化加以鉴定、估价，使其改造更新，得到新的生命，这乃是基督爱心之具体表现。
如用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来说，「上帝城」可代表基督圣道；「世俗城」可代表世俗文化；两者本质、目的和结局，乃根本不同。前者属天界、爱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求上帝的荣耀；后者属凡界、爱世界、尊自我，只求世人的荣耀；而且受制于罪，无由自拔。所以前者必然兴旺，后者必然衰微。惟是上帝既为历史的中心，无论善恶，都要在他主宰统治之下，相反相成，互相劾力（罗八28）。上帝在人类文化历史的过程中，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最后终必完成其计划，实现其旨意。而主耶稣降世，乃为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不仅世人藉他得蒙救恩，而且又使人类文化重新得到推动与更新的力量。我们要从这个基本的观点，一方面分辨圣道与文化本质的不同，同时复认识二者应有的关系。
贰学者对圣道之错觉
世俗学者，既根本昧于圣道与文化彼此的分际，又不知二者相互的关系，以是发生各种不幸的误会与错觉。第一种错觉，则以二者乃水火不容，冰炭不合，谓基督圣道乃是毁灭文化的仇敌。持这种态度的，可以马可大帝（EmperorMarcus）、朱利安大帝（EmperorJulian）以及英国著名的权威史家吉朋（EdwardGibbon）氏为代表。吉氏论罗马之衰亡，归咎于基督圣道与野蛮主义的胜利，从而摧毁了安敦（Antonines）王朝所建立的文明。氏为世所共知的史学权威，却作了一个「倒因为果」的错误的论断。关于此点，史家汤恩倍氏曾加指摘。汤氏谓吉氏之误，乃在看到史象的浮表，因为当基督教兴起之时，正当罗马衰亡，文明没落之秋，从而以这种皮相的观察，归咎于基督教。吉氏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安敦王朝，乃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极盛时代；而第三世纪才是其没落的开始。殊不知希腊罗马文化的衰落，乃在公元前五世纪早已开始，其衰亡乃是由于「自杀」（Suicide），并非由于「谋杀」（Murder）。易言之，罗马的衰亡，乃是由于其内在腐化的因素，此则在主前五世纪早已开始。他如马克思，则以宗教为人民的鸦片，乃是残害文化的毒素。尼采则以基督教乃是奴才的哲学，乃是文化堕落的根源；而杜威也斥基督圣道，乃是社会进化最大的障碍。这些错觉，深中人心，无形中成了敌对福音的阻力；贻害人类，尤非浅鲜！
第二种错觉，乃以基督教比诸「蝴蝶与蝴蝶间的卵与蛹」，乃是两种文明之间过渡的桥梁。这乃是汤恩倍氏的见解。汤氏认为当一种旧文明灭亡以后，基督教便如那只老蝴蝶的蛹，可以放卵产生另一种新的文明。汤氏复比附其他宗教，认为回教乃是古以色列和伊朗文明和近东中东回教文明之间的卵蛹。印度教乃是古代亚利安文化和近代印度文化中间的桥梁；而佛教则为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远东文化的媒介。
第三种错觉，则又以为文明的没落与解体，乃是产生更高宗教的「踏脚石」。这也是汤恩倍的意见，氏复曲解圣经，牵强附会，支持他的论点，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一二6）氏更荒谬的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乃是人类因为文化一再失败而受的痛苦之最惨烈的经验。基督教会的兴起，乃是因为希腊罗马文明没落，精神痛苦的结果。氏更说基督教的根源，乃在犹太教和祆教；质言之，乃是叙利亚文明崩溃的结果。而犹太以色列二国，乃是古叙利亚帝国的二邦。由于叙利亚帝国的崩溃，遂有犹太教的发生；而其最高的精神表现，乃以赛亚先知书中为主耶稣受难的「挽歌」！汤氏又说，若从摩西信仰的背景讲，犹太教又是埃及文明崩溃的结果。忽而叙利亚，忽而埃及，汤氏可谓极尽牵强附会的能事。汤氏要使他的「比附」能够成立，因此他竟怀疑圣经，否认史实，认为亚伯拉罕和摩西，并非一定是真正历史的人物。他说亚伯拉罕摩西，是否确有其人，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代表某种历史阶段中的宗教经验。而摩西的先驱亚伯拉罕，乃是当公元前十八、十九世纪时「苏美」（Sumer，力生按：Sumer可作Shumer，即旧约创世记十章十节中之「士拿」，乃六千年前巴比伦平原的原始民族）开始崩溃时，得到了启示和应许，才创立宗教。这些人都是「生于忧患」，乃是耶稣基督的先驱；而他们在苦难中所得的启示，便是耶稣基督被钉十架的序幕。
第四，汤氏又以宗教比诸整个的车身，而文化乃是车轮。文化之轮，虽常反覆轮回，整个车身，则因此转动向前；同理，人类文明，虽兴替无常，而整个宗教运动，则始终朝着一条直线向前迈进。质言之，整个的宗教运动，乃是因着人类文明不断的生死轮回而推进。汤氏又说，倘使文明是主，是体；宗教是从，是末；则每经一次文明的没落与复兴，必有一种更高的更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如是将来必另有一种更高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但从另一面看，倘使宗教是本，是主，文明是末，是从；则文明没落复兴的结果，并不一定会产生一种更高级的宗教；如是，纵使西方文明没落，基督教不但能够屹立不撼，而且反能从文明的灾祸中，得到新的经验，而其「智慧和身量反要都一齐增长」。
汤氏批评吉朋，他的史识，虽似较吉朋氏稍胜一筹；但是他对宗教的见解，却不免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第一，他根本没有认识宗教的真谛。真正的宗教，乃神创的宗教，真神的启示，而非「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乃是神在永世里早已决定了的一个完美的救世之道。所以与人本的自然宗教，不可混为一谈，等量齐观，这是汤氏的根本错误。其次，神的智慧，超迈古今；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是咋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人的意念，往往今是昨非；人的制度，常须革故鼎新；而基督圣道，却是一点一划，不能废去，不能更改。他的道，乃安定在天，万古长存，直到永远。其三，我们固不否认基督圣道，对于推助近代文化的影响（参看上文第一节）。惟是基督教，乃是属天的圣道，真神的启示：而文化乃为人类思想的型态，生活的方式，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汤氏既于宗教的真谛，没有正确的认识，复以基督圣道，与自然宗教，混为一谈，无怪其不能认识圣道与文化的分际，而有以上各种错误的见解。然而，此乃一般世俗学者，所同犯的通病，仅以汤氏每好侈谈文化宗教，故以汤氏为例，以概其馀而已。现在学者，徒慨叹人类文化的失调，震惊文明的解体；而不知其症结与厉阶，乃在世俗学者，对于圣道认识之错误，这乃是我们首应唤起世人注意的基本问题。
叁人本文化之病态
人类文化，乃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类对外物之治理（创一28）；一为人类对上帝的责任（创二17；出二○3－11）。不幸人类受了魔鬼的试诱，以为「悖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听了魔鬼的唆使怂恿，竟无视上帝的吩咐，擅食禁果，以为这样便能像上帝，和上帝一样聪明（创三1－6）。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