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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并行不悖，乃殊途同归」，因此不但有些信徒，也不免受这种传统思想所支配；甚至教会学者，且竟还想把基督圣道，和儒释道各种宗教文化思想，互相混淆，美其名曰「本土神学」，更可憾者，于斌总主教，不明《孝经》一书的真谛，竟提倡「祭祖运动」，殊不知宋儒欧阳修早经大声疾呼：「祭而丰，不如养之薄。」著者已另著书详论。可惜还有若干神学家，惑于理性主义，一反奥古斯丁之道，「崇人」「抑神」，想从圣经回到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从「神本」降为「人本」，高抬人智，怀疑圣经，美其名曰「科学」，反对超自然主义，不信天启灵感，提倡所谓「理性的神学」，「理性的宗教」，妄以「人智」反对「神智」；复藉所谓「高级批评」的美名，论断上帝，批评他的话（圣经），实属大逆不道；此乃等于「螳臂当车」，实属不自量力，自取灭亡！著名科学家巴斯噶（BlaisePascal，1623～1662），乃为旷世长才，但其在科学的证明与成就，初未能满足其灵性的要求，尤不能令其了悟人生之奥秘，以是痛苦烦恼，无以自遣，尤感人若离神，其境殊惨，而科学哲学，又都无由令其认识真神；失望之余，遂读圣经。某夕展诵约翰福音，神忽向其显现，当年摩西在野外牧羊所见荆棘中的火焰（参出三），充满其室，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自是转迷成悟，始知人的理性，不能通神；遂摒弃科学，粪土万事，面对真神，获大平安，得大喜乐。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之事。巴氏特加笔录，复以羊皮纸郑重缮正，缝于襟内，终身未尝告人，及其去世，始被发现，今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氏悟道以后，即赴凡尔赛附近之修道院灵修，又亲闻主声，向他启示，略谓：「余在十架，即已念汝，点滴之血，亦为汝流。」巴氏大受感动，双膝跪下，俯伏主前，愿献全身，以为主用；谦抑自卑，判若两人。遂彻底了悟，寻求上帝，非藉人智，端赖圣经；人生奥秘，唯有十架，可予解答，复著《沉思集》（Pensies）一书，见证圣道。这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见证，正可促迷信科学哲学的理性主义者之醒悟。十余年前著者得一位读者来信，自叙他信主三十多年，且曾研究神学，并在教会事主二十多年，但仅有头脑知识；偶于友人处见有拙著《人文主义批判》一书，借而读之，当晚恍然大悟，奇妙得救，深感重生之乐，彻夜跪在主前，赞美祈祷，此亦可令理性主义者，深切反省。还有迷信理性主义的中外读者，高抬人智，敌挡圣道，顽强反教的知识青年，读了拙著以后，来书自铰其有奇妙得救之神迹，例如有一位美国青年，当其展诵余书，忽从书中发出奇妙白光，救其脱离着魔的苦境，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遂研究神学；或则由书中发出奇妙大力，把他击倒在地，痛哭流涕，悔改皈主，献身宣道，大足使迷信人智者警悟。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之刃，脱颖而出，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启蒙运动之勃发，理性主义风靡一时，支配人心，流弊所及，遂使心灵没落。照上文所言，理性主义乃受自然主义之捆绑，因此对于超自然的基督圣道，格格不入，怀疑不信，于是又与怀疑主义结盟。当时启蒙运动的健将，就是上文所讲的怀疑主义者休谟。他便风云际会，承陆克（JohnLocke）经验主义的余绪，大倡其怀疑论，力斥超自然信仰，否认人类心灵之存在，其说震撼基督教世界。休氏的所谓杰作《人性论》（ATreatiseofHumanNature），竟被尊为世界名著，其实当其执笔之时（廿三岁开始，廿六岁脱稿），尚为一位血气方刚，学养未深的青年。其立说之偏差，即就其本人在该书出版后不得不加以修订而言，即可自证其有瑕疵。休氏后在其《神迹论》（OnMiracle）一书中说，他所以不信死人复活等神迹，乃因这种事，为空前所未见，无可证实；其立论不仅幼稚浅薄，且正自证其乃如「井蛙窥天」。此非著者对休氏的苛论；休氏后来读了黎德（ThomasReid）之书，即大有感悟。不幸世人中了理性主义之毒，竟盲目附和休氏之说，诋毁圣道，他们最动人，而实谬妄之说，便是以为基督圣道为文化进步的障碍；殊不知事实上乃却适得其反。西洋近代文化之进步，乃正受基督圣道之赐，史实俱在，无可否认。柏提耶夫（N。Berdyaev）一针见血的说：「基督圣道，乃为近代科工发展之母。」法儒夏都白理安（Chateaubriand）说：「基督教乃是最合乎人道，最利于自由及文艺之发展，近代科学，农业……之进步发展，实均受基督教之赐。」教会史权威斐理夏夫（PhilipSchaff）说：「基督教乃为欧美民族新生之动力，文化之保姆。」著名布道家和宣教士，如卫斯理（JohnWesley）、李文斯东（DavidLivingstone）、威廉卡莱（Wm。Carey）、威廉蒲斯（Wm。Booth），以及基督教大政治家，如格拉斯顿首相（Wm。Gladstone）和林肯总统（AbrahamLincoln），对于英、美、以及非亚各洲之贡献，亦为基督圣道造福人类之确证。近代奴隶之解放，贫民之救济，疾病痛苦之解除，妇女地位之提高，经济之繁荣，政治之改革，教育之普及，文化之发展，……乃均受基督圣道之影响。最初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东北面的大学，在一一九所之中，一○四所乃都为基督教学府，且均有教堂。哈佛、耶鲁等著名学府，复设有神学院。不幸以后渐为人文主义所冲淡，失去固有纯正之信仰，此乃前哈佛大学校长在该校所剀切指陈。耶鲁大学校长特怀德（Dr．Dwighi）亦感慨地说，反基督教的教授每在讲堂中对学生大发议论，诋毁圣道，而基督教教授则噤若寒蝉。推求其因，乃为理性主义之流毒。
前德国哲学家倭铿（RudolfChristopherEucken，1846～1926），晚年忧心世变，深感人类宗教生活之堕落，力辟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之谬妄，认为人类之责任与权利，首当致力精神与灵性的奋斗，认为此乃人类最神圣的使命；可惜虔氏虽有此宏愿，他在神学上却未完全摆脱理性主义的捆绑，致他在基督教义方面，不免有偏差，实属可憾。于此更可看到理性主义流毒之深重。我们检讨人类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四个特征：⑴十七世纪，可说是理性主义时期；⑵十八世纪，可说是启蒙运动时期；⑶十九世纪，可说是科学昌明时期；⑷二十世纪，则为人类危机时期。进一层看，可说：十八世纪，乃是理性要想毁灭圣经的时期；十九世纪，乃是理性要想毁灭上帝的时期；二十世纪，乃是理性要毁灭人类的时期。所以现代人类之灾祸，追溯其源，乃以理性主义为厉阶。人的理性，乃是人的死敌；人类敌人，乃是人类自己。魔鬼一贯的计谋，便是要引诱世人悖逆上帝，上述三种时代的逆流，追根穷源，乃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作崇的杰作。」人本来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创一26、27；弗四24）上帝差他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作人的救主，乃是要叫「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一12），但魔鬼却偏要引诱始祖吃上帝所严禁的「知识树」（Thetreeofknowledge，中文圣经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便想「如」上帝有智慧（理性主义），这才一失足成千古恨！世人应恍然大悟，勿再随从魔鬼的计谋，须即悬崖勒马，从永远灭亡之途转回来「从撒但权下归向上帝」，从理性主义（「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的罗网中释放出来，得着「从前所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参林前二6～10）「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弗六17），来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弗二2）争战，以扭转这时代的逆流。
贰唯一的答案——主耶稣基督所以，对于这些敌挡圣道，时代的逆流，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不是制度，不是信条，甚至也非教会，而乃为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上帝。他为了拯救世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却正如他所言，第三天复活，「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腓二6～11）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西二2、3）他乃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所以他乃是解答一切惶惑，解决一切问题，解救一切失败的秘钥。人的办法，总难周全，往往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扶得东来西又倒；他们虽能改造社会，供应分配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倘使人的心没有因着主的爱而得到满足，终久仍会失望。唯有在主里面的真理向世人心灵的启示，才能安慰世人饥渴追慕的心志，解答他们对人生、对命运、对上帝各种困惑的问题。世人还要学习，继续追求，要突破那「行而下」的境界，求「行而上」的「道」，须彻底感悟，那最高的权能，并非人的「高言大智，智慧委婉的言语」（林前二1、4）；而乃为住在他里面，而用大能的作为彰显出来的「道」（theword），因为「道就是上帝」（约一1），和上帝的智慧与大能。主耶稣基督，上帝长远活着的圣子，乃是世界人类——今日困扰不安苦难的人类，最高的答案。但是他不能把他自己显现出来，三位一体的上帝，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