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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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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千多机匠”①。民间纺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比重更大。康熙时,拥有百张织机的大型纺织工场已不在少数。道光年间,江宁出现了有“五六百张织机者”。江南曾出现了有千架织机,几千工人的纺织工场。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棉布等纺织品出口。丝织品质量优美,享有盛誉。
  “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②就是在西方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质量也未达到中国手工业产品的水平①。18 世纪到19 世纪30 年代,中国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国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
  纺织品的质量清代纺织品产量高、质量好。鱼冻布是用苎麻纱和蚕丝交织而成的,质地光滑柔软,越洗越白。故宫所藏纺织品“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是在高2。89 米、宽1。75 米的画面上织出332 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奇花珍鸟、山水木石点缀其间。精良的麻织品细软可比丝绸。故宫所藏的珍贵纺织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品种的多样化和工艺技术的高度成熟。清代生产的莨纱(香云纱),是著名的纺织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晒、凉爽、易洗等特点,是经薯莨染整所得。薯莨整理是染整结合的浴法工艺,为较早的特殊整理技术。清代的丝绸精练,除沿用前代的各类工艺技术外,练染工艺的衔接也更为密切,并发展了生丝“半湅法”,使生丝经过粗练(半练),即直接进行染色,以适应织造某些纺织品的需要。印染工艺技术和色谱也有发展。根据《雪宦绣谱》记载,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结合深浅浓淡,可配得色调七百零四色。维吾尔族创制了印花木戳和木滚。木戳面积小,适合于掌握小单元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安排了花位循环,便于大幅印制。
  纺织机①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47 页,岳麓书社1983 年版。
  ②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69 页转引TheChineseRepository,Vol。Ⅱ,No。10,Feb。1883,P。465。① 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09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清代纺织机具的制造已成为专业,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各个纺织业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机具制造作坊。脚踏纺车清代仍被使用。上海人褚华在《木棉谱》中描述了三锭脚踏纺车纺棉。卫杰在1897 年著的《蚕桑萃编》中提到的大纺车比宋元时有所改进:车架的形式由长方形架体变为梯形,稳定性更好;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利于扩大每台锭子数;增加了给湿定形装置,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民间出现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车上有牵伸机构,并且逐步发展成能借捻度和加压自动控制纱支,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纱车,达到手工纺纱机械的最高峰。用这种纺纱车纺纱时,利用加压装置调节纱的张力来控制纱的粗细。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在现代纺纱技术中还没有见到运用类似原理来纺纱,所以这一发明在纺纱技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机械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西方动力纺织机所排挤。
  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关于煤炭的勘探知识,清初孙廷铨(1616—1674)在《颜山杂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所谓死,指风化了的煤;活,指未经风化埋藏在岩脉中的煤层。“死者,脉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这是指经过风化的露头煤,颜色不光亮,含硫少,火力不大。“活者,脉夹石而潜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钢”,这是指未经风化的煤,夹在岩层中,深埋地下,走向跟岩层一致,并且颜色发亮,含硫多,烧起来臭味大,但火力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凡是找煤的人,可先观察山上岩石性质,“数石(即成层的沉积岩)则行”,即有层状沉积岩的地方可能有煤,而有青石、砂石的地方则无煤。“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即进一步察看黑色的煤层露头,仔细测量岩石层次,确定煤层位置,避开涌水,从而由地面上岩层情况推测下面煤层位置,从近处的岩层情况推测远处的煤层位置,这样去勘探,才能找到煤矿,才算是优秀的勘探队员,这种勘探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清代对铜矿的勘探,大部分沿袭唐宋以来的经验,即以铜绿或石青作为铜矿的矿苗。人们“谛观山崖石穴之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苗”①。这里所讲的碧色的石头即石青,又叫扁青,即蓝铜矿。如果发现铜绿(即孔雀石),如“有矿之处,必有绿色苗引挂于山石间,或一条或一线,宽窄不一”②,就有可能找到原生铜矿床。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图略》,对于勘探铜矿的经验作了总结。他把矿苗叫做闩( )或引,并指出“闩”有多种,如子闩、老闩、憨闩、铺山闩、竖生闩、磨盘闩、跨刀闩、大闩等。不同的闩反映了地下不同类型的矿床。
  坑采技术记载清代采矿技术的著作比以前显著增多,内容也更详细,如孙廷铨《颜山杂记》、田雯《黔书》、屈大均《广东新语》、张泓《滇南新语》、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以及某些地方志等。《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山东的采煤技术。竖井虽深百尺也不弯曲,当竖井深度与煤层相当时,则从竖井的旁边开巷道。巷道大小依煤层厚薄而定。还讲到斜井、气井及井下照明。《黔书》记载的是清初贵州省开采朱砂和铅矿的技术。《广① 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见《滇南矿厂图略》。
  ② 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见《滇南矿厂图略》。
  东新语》则记载广东开采砚石的技术。《滇南新语》记载的是云南铜矿开采技术,其中提到巷道支护、井巷结构、井下照明、井场灾害等。《矿厂采炼篇》及《滇南矿厂图略》也都是记载云南铜矿开采技术的、其内容比《滇南新语》详细。特别是《滇南矿厂图略》,分门别类,且相当全面地记述了有关矿苗、矿井内部结构、开采的工具和器具、矿石品位、冶炼工具及方法、矿山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是我国古代采矿技术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记述古代坑采技术之集大成者。
  井采技术清代乾隆时,段玉裁、郑王臣、李芝等人对四川盐井工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段玉裁在其所编《富顺县志》卷2 中,讲到四川盐井的起源、井深、井套、井架、提升机械、竹筒桶的结构和使用的动力等。郑王臣、李芝则是以诗、赋的形式讲盐井的命名原因、开凿盐井的工具、凿井工艺过程、使用动力等。
  关于天然气井与盐井的关系,以嘉庆时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10所述最详。这书提到:“川中古传火井(即天然气井),有盛有歇。近来(指嘉庆末年,约1820 年),犍、富各县火井大旺,较之昔年,可省煤十之三。火井与水井(指盐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极旺之井,分售于他井,颇获其利。嗅之有硫磺气。储以猪尿胞,可寄远。刺小孔以阳气引之,气出如缕,暗室生光。火井中仍出咸水,亦一奇也。”
  第五节冶金清代冶金业超过了明代中叶的水平。据地质调查所统计,1916 年全国旧法炼铁产量为17 万余吨,清代晚期铁的产量当与之相近。铜大量用于铸钱。康熙年间(1662—1722)云南东川等地铜的最高年产量达1400 余万斤,称为滇铜,其中1100 万斤以上用于铸钱。此外,锡、铅、锌的生产有较大发展,白铜生产也有相当规模。
  炼铁清代炼铁炉的规模与明代大体相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筑炉用灰沙盐醋,外束藤条,用木料支护,鼓风木扇高五、六尺,宽四尺,由四人操作,装料用“机车”,一昼夜可出铁12 版,每版300 斤,日产量约1。8 吨。道光初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铁厂炼铁炉,高约6 米,外用木料支护,成为方形,用风箱鼓风,由十余人轮流曳引,每座竖炉包括采矿、运输炉料在内需工匠百余人。明清时使用焦炭和“机车”炼铁是传统钢铁技术出现向现代钢铁技术转变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这种转变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的证明。
  坩埚炼铁是中国特有的炼铁方法。咸丰《青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年,孙廷铨召山西人至此,得熔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 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炉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简与炉,加大火,每石得铁二斗,为生铁。复取其恶者,置圆炉中,木火攻其下,一人执长钩和搅成团出之,为熟铁,减其生之二焉”。这是迄今所知坩埚炼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坩埚炼铁的优点在于炉体构造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适合使用当地材料。英国人宿克来1899 年统计晋城、阳城、太原等地坩埚铁年产量达5 万吨。
  清代仍流传百炼钢工艺。清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锌是从十六世纪起传入欧洲的。埃契森《金属史》提到:“1745 年有一批金属锭块从广州交付给瑞典,但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大约于1842 年,其中一部分锭块被打捞起来并证实为98。99%的锌。”英国勃列斯托地方于1738 年开始生产锌,其工艺即源自中国。①金属加工清代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山西晋城、广东佛山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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