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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清世祖实录》卷90。
① 《八旗通志》卷1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②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1729）谕：“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今见有典卖与民者，但相沿日久，著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务将典卖与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请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说明旗地典卖为时已久，而且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四年（1739），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①。据御史舒赫德在乾隆二年估计“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②。这是说一般旗地已基本典卖完毕，为八旗生计，自雍正七年后，清皇朝多次动用内帑回赎，赎回之地一部分安设庄头，另一部分“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③。实际上，“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就是“官员间有一二人尚扣俸认买”，其结果“势必尽归富户，究于贫乏旗人，未必有益”④。回赎的措施加速了旗人的分化，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发展，这些旗人大地主绝不会重新采用农奴制，役使壮丁生产，必定招佃取租。实际上，当旗人典卖旗地与汉民时，典买者确有自耕小农，他们典到小块土地，以家人的辛勤耕作维持全家温饱。但是绝大部分旗地是被各种型号的地主典买了。他们典买土地之后，理所当然的按汉民的生产形式招佃承种，限期交租。当乾隆四年动用内帑回赎典卖旗地时，户部对此等情况已有估计和安排。“民典旗地，动公项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种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⑤应该说这是旗地由农奴制转化为租佃制的另一途径。第三，应该承认还有一条途径，即旗人直接招汉民佃种，清初战争频仍，出征时又需携带壮丁，所分得土地无人耕耘，很自然的会招汉民承佃，还有的旗人之家不谙农事，就地招汉人佃种取租而食，也有的土地较多，不得不招汉人佃种。当时旗民杂处，旗地民田犬牙相错，旗人之家仿效汉人地主的办法，招佃取租，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十二年（1735）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② 《八旗通志》卷18。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② 《畿辅通志》旗地条。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④ 《清高宗实录》卷104。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①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递呈要求将滋事壮丁拨往他处。壮丁典卖土地说明皇庄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再生产无法维持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庄的基础。庄头们也深感管辖这些不驯的壮丁，不如将土地招佃出租更为有利。实际上，庄头们也早已将部分土地出租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至此对壮丁的逃亡不再追究，且恰好利用壮丁的逃亡，大量招佃，扩大租佃制，这样租佃制就大规模的发展了。
乾隆九年（1744），令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因罪发遣壮丁外，其盛京随来自置、投充及无罪拨庄的壮丁，只其中的鳏寡老幼残疾与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自谋生计。它使几万名壮丁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从奴仆甚至奴隶变成了良民，官庄由于大批壮丁的释放，也只能招佃实行租佃制。内务府官庄的变化影响了盛京三部和三陵，乃至王公庄田，租佃制在迅速发展着。乾隆十年前后的改变表明清皇室移植、扩大、维护农奴制的彻底失败。
旗地普遍实行租佃制后，皇庄上的庄头仍保留下来，他的职能已发生变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化，他们除仍然役使极少数壮丁外，还有管理土地出租、催租、收租和转送内府等，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地主。庄头二地主们不时加重对佃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勒索，佃户们向庄头所交的地租往往超过庄头上纳皇粮原额的二、三倍。严重的盘剥必然引起佃户们的反抗，他们抗租“霸地”反抗二地主。佃户们的斗争也促使了皇庄和庄头矛盾的激化，庄头本应是皇室的奴才，皇室利益的维护者，事实上庄头却凭借皇家肆无忌惮的肥己，当他们遭到佃户的激烈反对，预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太大油水时，便将皇庄土地典卖，皇室尽管屡令严禁，再三再四的清查、重惩，但收效甚微。而买到土地者往往就是佃地耕种的佃户。当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辱国丧权，财政极度紧张时，清皇室从掠夺一批私产及补充财政亏空出发，决定丈放庄田，变价升科。到清末，锦州庄田已丈放完毕，清皇室得到了一大笔价银，清朝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从圈地到丈放，经历的是夺民田为官田，而又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反逆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节农业租佃关系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首，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①。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