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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同治四年（1865）春以后，在天山南北相继出现了五个互不相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在库车，热西丁和卓自称“汗和卓”（汉文史书误译为黄和卓），形成了西至阿克苏、乌什、东至吐鲁番等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在乌鲁木齐，回族妥明（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其势力也扩张至吐鲁番一带。在伊犁，迈孜木杂特自称“苏丹”割据一方。在喀什噶尔，先是由白山派头目托合提② 《清宣宗实录》卷446、448。
③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5、11。
①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135—136 页。
②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7；《喀什噶尔》。
③ 《清宣宗实录》卷425。
马木提艾来姆称王，不久，柯尔克孜封建主思的克攻占了喀什，自己登上王位。在和阗，宗教头目哈比布拉也自称“帕夏”（皇帝），占地为王。
以思的克为首的喀什噶尔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竟奴颜卑膝地向浩罕求援。于是浩罕的军队首领派遣阿古柏和大和卓波罗泥都之曾孙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于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 年1 月）侵入中国境内。
同治六年（1867），南疆地区全部为阿古柏侵占。阿古柏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即汉文史书上的“毕调勒特汗”，意即“洪福之王”），对其政权，历史上称为“哲德莎尔”，意即“七城”。同治九年，整个天山以南地区和以北的部分地区就完全处在了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之下。
阿古柏在新疆的侵略活动，与英国和俄国殖民主义侵略新疆的阴谋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治十二年（1873），英国正式派遣了茀赛斯组成的有三百人的庞大使团，向阿古柏赠送了枪枝、小炮等武器。同治十三年，阿古柏和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即《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这个条约共十二条，给予了英国在商业、居住等方面的特权。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早在同治十年武力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以后，就立即向阿古柏表示友好。同治十一年，阿古柏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沙皇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得到了在南疆进行商业贸易的特权①。阿古柏又将中亚地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土地被大量集中起来，分封给爪牙；各级官吏的俸禄直接取自于封地内的劳动人民，可以任意索取财物和强征无偿劳役。阿古柏的税收没有成文规定，种类繁多。
阿古柏还打着宗教的旗号，对宗教头目笼络、收买，扩充宗教寺院的土地、财产，新建礼拜寺、麻扎、宗教学校，又推行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的规定，在城乡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官（长孜）可以用任何借口处罚以至处死劳动人民，恢复了“拉伊斯”（执行宗教法规的执法吏）的职位，无辜的劳动人民及未戴面纱上街的妇女，随时都可能受其鞭笞。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受到最野蛮的杀害。
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统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来进行斗争。在和阗、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劳动人民自发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与沙皇俄国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国西北边疆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问题。光绪元年三月（1875 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开始了进军新疆，驱逐侵略者的行动①。
渴望解脱阿古柏残酷奴役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动拿出粮食，① 《阿古柏伯克传》，第10、11 章。
①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马匹等支援清军。
光绪三年夏，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反对阿古柏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斗争。这些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危机，粉碎了殖民主义者分裂我国的阴谋，为收复伊犁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在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后工作，恢复生产，如资助因战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园，发给口粮、种子、牲畜等，使尽快恢复生产，举办屯田，军屯民屯并举，改革不合理的田赋制度及整顿币制等等。在收复南疆后，又组织了善后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命令阿奇木伯克只管催征赋税，不得插手地方事务。又提出新疆设行省的主张。后来刘锦棠也上书清廷，提出了设置道厅州县的具体方案。
新疆设省清廷于光绪十年九月（1884 年10 月）批准了新疆改设行省。十月，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设行省，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改设行省以后，首先对军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军府制、伯克制和扎萨克世袭制，代之以兵备道、府、州、县制，削弱了当地封建统治者的势力，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在改革军政制度的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军屯、民屯、犯屯、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根据二十个县的统计，整修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两千三百多条，灌溉面积达一百一十多万亩①。并设立蚕桑局，移植祖国东北地区的桑树，招聘江浙一带的蚕工，改进蚕桑技术，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①。在工业、手工业方面，清政府举办新式工业，利用机器采油和冶铸，后来又有了火柴和电灯等工业。在交通方面，把军台、营塘一律改为驿站，又由驿站发展到邮政，宣统元年（1909）正式设立邮局，总局设迪化（乌鲁木齐），分局几乎遍及南北疆。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成了电报线路，后来线路还可通到北京。在商业方面也日趋繁荣，由于取消了内地汉族来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贩运内地的绸缎、茶、纸、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货物价值二三万两。
在教育事业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设省之初，兴办义塾三十多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疆设提学使，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学堂。许多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学习汉语汉文。
① 据《新疆图志》卷73 至卷78 统计。
① 《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设省，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进一步密切了维吾尔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第六节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清初，鄂温克同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一起，曾被统称为“索伦部”。他们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初，鄂温克以博木博果尔为首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鄂温克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①。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达斡尔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产黑貂而得名。达斡尔人已进入阶级社会，结村落而居，达斡尔与鄂温克人杂居于精奇里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里氏、郭贝勒氏、敖拉氏、墨尔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荞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满、汉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由于受满族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在精奇里江以东、牛满江以西的丛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伦春部落，有玛卡吉尔、卡鲁基尔、玛拉呼鲁等三个氏族。由于他们在精奇里江的大支流毕拉尔河一带游猎，史书称他们为“毕拉尔”人，较早见于《东华录》上。他们共有默纳赫、都纳亨等氏族。另一支鄂伦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玛尼克尔”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玛纳伊尔、威拉伊尔、格氏伊尔、嘎格达伊尔、摩东伊尔、彻克奇尔、玛涅达尔等几个大氏族。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用以骑乘与运输工具。驯鹿俗称“四不像”。
后金建立不久，黑龙江的上述索伦部的各族，便前来穆古敦城（盛京），开始与后金建立政治关系，臣服后金。
① 何秋涛《朔方备录》第44 卷，第6—7页。
皇太极为加强东北边疆管理，统一贝加尔湖以东整个索伦部地区，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1640），平定了鄂温克最大酋长博尔博果尔的反抗，最后统一了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索伦部广大地区。收编了索伦部所属石勒喀河及精奇里江、外兴安岭以南的鄂温克、鄂伦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