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山东、河北等地的商帮，至归化、热河及蒙古各地贩卖各种日用品，收购原料、畜产品、皮毛。久之，这些旅蒙商逐渐在蒙地居住下来，结果发展了原有的城市，并形成了新的城镇，如内蒙的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经棚、小库伦，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青海的西宁等，都是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交流贸易的重要商业城镇。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贸易的中心。
在汉商影响下，部分蒙古人开始转营商业。一些僧俗封建主开始投资与汉商合资经营，或出资委托汉人代营。一些蒙古族人民也直接从事商业，把畜产品、粮食等运至城市和集市出售，并购买自己所需的茶、布、农具、日用品等。
随着城镇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独立手工业也发展起来。汉族手工业者来到蒙古地区，就地生产，满足蒙古族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在城镇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
手工业的发展，使蒙古地区的自然资源，如呼伦贝尔、札鲁特、阿鲁科尔沁、苏尼特、察哈尔、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的盐、碱，巴林、克什克腾、乌喇特的木材，雅图沟的铅，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阿拉善的金、银、煤，均得到开发。一些蒙古王公雇人以土法开采，或招汉商承包，雇蒙汉人民开采。一些蒙民也在产地自行挖盐、采煤、淘金。
蒙古地区多种经济的发展，是蒙汉各族人民劳动的结晶，既繁荣了蒙古地区的经济，也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蒙汉人民在共同生产和斗争中，冲破了清朝的限制，动摇了蒙古的封建领主制度，也加深了友谊。
文化生活清代，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蒙古族人民冲破清廷的种种禁限，加强了与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既继承和发扬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使蒙古族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
蒙古族语言和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各地蒙古族通用的统一的书面语言。蒙古族学者编纂了各种语法，如十八世纪丹达尔拉哈然巴的语法著作、蒙古正黄旗卓特氏富俊编的《蒙文旨要》，十九世纪拉哈木苏隆和脱王的蒙古语法。蒙古族学者也编纂了辞典，如赛尚阿的《蒙文汇书》和《蒙文晰义》以及蒙古族学者集体编纂的大型《蒙文注释辞典》等。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纂修了几种蒙文和其他各族文字对照的大型辞典，如《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吾尔）、《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文）、《四体合璧文鉴》（满、蒙、汉、藏）、《三合便览》（满、蒙、汉）、《蒙古托忒汇集》及《蒙藏语汇》等。
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以鄂尔多斯部萨冈彻辰（俗作萨囊彻辰）的蒙古史巨著《额尔德尼脱卜赤》最为著名，其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满、汉译本定名为《蒙古源流》，第一二卷叙述印度、西藏佛教史，第三至八卷按时代顺序记述从蒙古兴起至清初的蒙古历史。十八世纪，西乌珠穆沁人兖布札布编写的《恒河之流》，除记载古代蒙古历史外，还记述了蒙古的盟旗划分、王公世系及爵位等。克什克腾旗的拉西彭楚克编写了《大元盛朝史》。《蒙古世系谱》一书则是受汉族系谱学影响的作品。蒙古八旗人法式善撰写了《清秘述闻》十六卷、《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录》六卷。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简名博明），精通蒙、汉、满、藏文，他用汉文著述了《西斋偶得》和《凤城琐录》等书，对古代蒙古史，尤其辽金元史、明代蒙古史作了深刻考证。蒙古正蓝旗人松筠著《绥服纪略》，对蒙古和西域的历史、地理有详细考证。
蒙古族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发展。蒙古族受教育的途径有多种：清廷将部分蒙古八旗贵族子弟和蒙古八旗兵丁招收到北京国子监以及归化城、归化土默特二旗，热河驻防八旗的“蒙古官学”中学习，各旗札萨克、王公任笔帖式，一些封建主和富裕牧民也开办私塾，聘汉族和本族塾师教育子弟。二十世纪初，在半农半牧区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喀喇沁右旗的崇正学堂，毓正学堂及归化、热河等地的武备学堂等。蒙古族一些开明绅士也建立学堂，如奉天筹边中学、齐齐哈尔蒙旗师范等，与此同时，他们还选送学生到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学习，或出国到日、德、法、俄等国深造。随着蒙汉人民联系的加强，学习汉文也更加普遍，农业区的一些较大的村镇都设立了私塾，请汉族教师教学。
自然科学也随之获得充分发展。清代是蒙医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与藏、汉医学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
蒙医有一整套医疗方法，诊断包括望、问、切，治疗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十法，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蒙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出现不少蒙医著作。乌珠穆沁人衮布扎布编著的蒙文《药方》一书，汇集了许多蒙医验方。十八世纪初益希班觉著《甘露之泉》是一部蒙医学基础理论著作，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方等从理论方面作了系统阐述。益氏著《认药白晶鉴》中收录380 多种药，对每味药的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入药作了解释。十九世纪奈曼旗蒙药学家占把拉多尔济编著的《蒙药正典》则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学著作。阿拉善旗高世格亲用蒙文写的《普济杂方》是一部方药手册，书中收集了各科疾病常用的方剂和单方，并列有藏、蒙、汉、满方药名词对照。同时寺庙也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译著了不少医著，如《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王经》等。蒙古医学以治疗创伤和接骨最为擅长，蒙医绰尔济墨尔根在十七世纪将这种特效疗法传到内地。
在天文历算方面，蒙古族也取得很大进展。清前期，蒙古正白旗人天文学和数学家明安图在清钦天监任时宪科五官正，后升任监正，他曾参加编写《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著有《割圆密率捷法》一书，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天文学》是一部重要的蒙文天文学著作，综合了当时天文基础知识，并吸收了西方一些天文知识，是研究蒙古天文学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文学亦取得了新的发展，出现大量英雄史诗、故事、民歌、童话和寓言等。早已流传于蒙、藏两族人民中间的《格斯尔传》，十八世纪以木刻本印行，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给人民带来和平生活和劳动的伟大英雄形象。《额尔戈乐岱的故事》描述了英雄拒缴国税，与旗王爷及清朝皇帝斗争的故事。《巴达尔沁努乌勒格尔》和《巴兰格仑》包含了反封建、反喇嘛教的内容，嘲笑了僧俗封建主和不法商人。
蒙古族擅长诗歌创作，热情洋溢的诗歌成为激发人们斗争和劳动的武器，如《田和》、《巴音塔拉》、《达钦塔拉》、《达那巴拉》、《青菜花》等，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丁郎彬》、《小黄莺》、《孤独的小羊羔》等，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薛梨散丹》、《拉西玛》、《车里山》、《韩密香》等，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常斯得喇嘛》、《萨嘎拉喇嘛》等，是反对迷信和喇嘛腐朽寄生生活的作品。
蒙古族诗人古拉兰萨（1820？—1851）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望肃清英吉利匪盗胜利归来》、《太平了》等，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期望蒙古骑兵歼敌保国，建设和平环境的心情。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最杰出的作家，他毕生创作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现实主义长篇作品，揭露和批判了晚清的社会现状，无情鞭笞了封建制度，抨击了贪官和蒙古封建主的荒淫无耻生活，刻画了农民的苦难处境。
在民间，说书的风气十分盛行，说书艺人演唱《好来宝》，诵唱《格斯尔传》等文学作品。汉族小说也成了说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藏族达赖和固始汗的册封藏族与清朝的联系，在清入关前即已开始。皇太极在崇德四年（1639）
派专人致书于“图白忒汗”和“掌佛法大喇嘛”，提出延请高僧到满洲地区传播佛教的要求。当时西藏正处于动乱中，达赖五世也恰于此时派遣伊拉古克三朝清，至崇德七年（1642）始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破格优待。在伊拉古克三返藏前，皇太极分别写信给藏巴汗、固始汗、达赖喇嘛和萨迦、噶举等派的领袖，委托他转交。伊拉古克三返藏后才得知，藏巴汗崇信黄教的蒙古和硕特部已被消灭，固始汗已统一了藏族地区，建立起新的地方政权。伊拉古克三又立即前往盛京通报情况。顺治元年（1644）初，清朝再次派人随伊拉古克三入藏，迎请达赖喇嘛，后又多次敦请达赖五世来京。直到顺治九年（1652）正月，达赖五世才在蒙藏扈从三千余人的护送下动身，长途跋涉万余里，历时近一年，于当年十二月到达北京。为迎接达赖五世，顺治帝专门为他在安定门外建造了黄寺，由户部拨九万两白银作为供养。顺治帝临朝时，为达赖五世设专座，位居群臣之上。达赖五世在北京只住了两个多月，就以不服水土为由，要求返藏。顺治帝对他厚予赏赐，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送他到代噶（今内蒙古凉城）。达赖五世到达代噶后，并未立即动身返藏。两个月后，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理藩院侍郎等高级官员携金册、金印到代噶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①，印文为满、汉、藏三体文字。从此时起，达赖喇嘛的名号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