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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巴州志》卷10《杂记》。
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81 页。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抢获船只后，占据龙女寺渡口，连夜过渡”，直接威胁着四川重镇——成都、重庆。
北镇总兵朱射斗赶到川西镇压。正月十九日，朱射斗“至高院场，直入贼营。贼四集云合，围数十里。官兵力斗，连发大炮。贼伏地而进，炮击不中。危甚。旁有小寨，尚未树栅，射斗且斗且上。围益厚，知不济，力斗，刃数十人而死，兵勇几尽。脱者跳踯人丛，驰百余里始免，盖亦不一二焉”②。
起义军在高院场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打乱了清统治者的全盘战略部署，把四川起义军的反清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嘉庆五年二月，冉天元率领起义军经过剑州（今剑阁）、南部、盐亭等地进到江油县马蹄冈，三月与清军德楞泰、杨遇春等部激烈战斗。起义军战败，冉天元被俘后遇害。起义军余部分成两支，一支过潼江与北上陕甘的起义军会合，一支留在川西坚持反清斗争。
马蹄冈大战，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一次最为激烈的大战役，如统治者所说：“贼自起逆以来，以此战为最”③，从此以后，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总的趋势是：起义军“多分股数，牵缀官兵。兵至则四散潜藏，兵退则分投滋拢”。在清统治阶级制定的“剿贼之法，总系跟踪追剿”①，各个击破的战术之下，起义军的主要领袖如王廷诒、冷天禄、徐天德、高均德、李全、张汉朝、樊人杰、苟文明、高二等相继被俘或者牺牲。到嘉庆七年底，起义军只剩下齐国典、苟朝九、王世贵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反清斗争。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嘉庆八年正月至嘉庆十年五月，主要是分散在南、巴老林中的各小股起义军坚持斗争及部分哗变的乡勇反清。
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清朝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以及川、楚、陕、甘等省的总督、巡抚向嘉庆帝奏报“川陕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嘉庆也准备“以三省邪匪悉平，论功行赏”②。就在清廷上下准备“共享升平之福”时，起义军余部却在南山、巴山老林中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他们或百余人为一起，或数十人为一起，“腾跳如猱，具悉官兵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辄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贼数百，而三省不得解严”③。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嘉庆帝令清军悍将杨遇春“前赴南山一带，将各要隘及江防严密防御，紧顾北面，毋令零匪一名逸入。所有陕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3页。
③ 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5。
① 《清仁宗实录》卷94。
② 《清仁宗实录》卷106。
③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四册第499—500 页。
省南山隘口及江防，专交杨遇春堵御。其未尽零匪，专交德楞泰一手办竣，俾各专责成”④。起义军尽管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犹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取得了一些战绩。如嘉庆八年（1803）四月，清经略大臣的左翼长、“每战辄冠军”的穆克登布被起义军杀死即是一例。
嘉庆八年四月，齐林家族的重要成员齐国典在战斗中“跳崖跌毙”，清廷认为“从前未获凶渠”，至此“实无一名漏网”①，在大规模地“搜剿”老林之后，于七月宣布“彻底肃清”了起义军，并开始大量裁减乡勇。
由于乡勇也大多由破产贫困的农民、流民所组成，一被清政府解散，“得项较少”，“穷而无归，不免心生觖望”②，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余部，并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有以一二百人为一支的起义队伍，“陈贼只三四十人，其余皆系乡勇”③。乡勇多是本地人，向随官兵行走，不惟道路险易皆所熟习，凡官兵进止情形无不尽悉，且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官兵等方法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哗变的乡勇多是乌合之众，最后在清廷的收买、分化下瓦解。
嘉庆十年五月，在清军的残酷围剿之下，起义军的最后几个首领苟朝九、王世贵等相继壮烈牺牲。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宣告结束了。
在“康乾盛世”末期爆发的、声势如此浩大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仅见的。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 武如今日者。”④这次大起义充分暴露了清统治阶级的弱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大大鼓舞了被压迫者反清的信心和斗志。
例如，距离白莲教大起义结束仅有八年的由林清、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就是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鼓舞下爆发的，参加起义的人们将其称作“白莲教起手闹事”，“河南滑县白莲教造反”①。嘉庆以后的反清起义，与白莲教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也不在少数，充分说明这次起义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
④ 《清仁宗实录》卷125。
① 《清仁宗实录》卷113。
② 《清仁宗实录》卷124。
③ 《清仁宗实录》卷124。
④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①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38，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奏，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奏。第七章天地会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的秘密结社组织之一，广泛活跃于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封建统治者发起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自康熙以降，天地会的活动渐趋频繁，并以多种形式组织会众开展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直至多次发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道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地会又成为团结南方各省人民群众进行反殖民主义侵略、反封建压迫斗争的重要纽带。它被传播到东南亚及拉丁美洲之后，又成为当地华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暴政的自卫组织。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建立的革命业绩不可磨灭，所谱写的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诗篇，永远值得人们称颂和赞许。
第一节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起源的时间，说法至少有六种，诸如“明季说”、“清初郑成功创立说”、“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乾隆丁亥说”等等。
天地会创立的宗旨与其起源紧密相关。在现存的有关天地会文献中，无论是图像、碑亭、旗帜、腰凭、抑或入会仪式、会场的陈设、誓词、祝文、口白、诗句、茶阵、手语等，都渗透着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政治气氛和血泪仇恨。可见，“反清复明”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和一贯的口号。
天地会秘密文件记载，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进逼潼关，当时满朝文武无有能御敌者。康熙帝只好挂起榜文，声称有能“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少林寺僧自告奋勇前去御敌，一举打退入侵者。得胜回朝后，他们拒受封赏，仍回寺中诵经、说法、修道。岂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庙被焚，和尚大都惨死，剩下十八人出逃，最后只有五人死里逃生，“来至（广东）白沙湾口，忽然海面浮起旧麻石三块，石面有一只白碇香炉。。底有‘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两字。五人抬起，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①，结拜天地会。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当其结义时，正巧又来了一位小子，姓朱名洪竹，系崇祯帝西宫娘娘李神妃之孙。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北京时，李神妃怀胎逃出，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朱洪英，后洪英生下一子名洪竹。少林寺劫余五僧便共扶这朱洪竹为主，“反■（清）复明”，以“恢复中原”②。这就是著名的“西鲁故事”传说。
从“西鲁故事”来看，天地会显然是由于公开反抗失败后，为蓄积和组织力量、徐图再起而创立的。诚然，“西鲁故事”是一种未必有真人真事的传说。但是，任何神话、传说决不是偶然出现和流传起来的，换言之，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因此，“西鲁故事”实际上可认为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突出反映。
按“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首次结盟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寅为康熙十三年（1674），这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一个重要年代。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亲王吴三桂在云南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公开举兵反清。十二月，京师白莲教首杨起隆诈称明崇祯帝的三太子，组织“中兴官兵”①，于北京起义。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及孙延龄等举兵响应。那些平日就与吴三桂有勾搭的贵州巡抚、提督，四川巡抚，广西、四川和陕西的提督，孤守台湾的郑经，也纷纷加入了反清的营垒。不到半年，反清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吴三桂举兵反清，虽然实质上是一场分裂割据，但是，这一举动在当时① 《天地会》（一），第4、34 页。
② 《天地会》（一），第40 页。
① 《清史稿》卷258《鄂克逊传》。
却迎合了部分人的反满心理，明皇室（包括郑经集团），部分汉族地主、官吏、士兵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速作出反应。其中，地主阶级中的抗清之士尤为活跃。如，福建朱统锠“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②；一直使用南明永历正朔的郑经致书吴三桂，声称“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③公开表示欲与其合作反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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