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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收入，又避免了地方官无限制的加征，多少减轻了农民一些负担。但另一方面又把“火耗”这种额外加征合法化，实际上成为正赋的一部分。况且，大多数地方官吏并不会由于定额的“养廉银”而“清廉”起来，各种私征和贪污并不是封建制度范围内所能终止的。
赋役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对于清前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大蠲赋税除贱为良所谓蠲免赋税，就是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清入关之初，尽管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军费浩繁，但清朝统治者为了安定人心，仍对水旱灾情及其他原因难以完纳赋税的地区实行蠲免。康熙年间，蠲免政策普遍实行，特别在统一全国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实力增加，蠲免赋税成为常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玄烨提出“欲使民生乐土、比屋丰盈，惟当责以蠲租”①。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常常“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②，而且对这些省份往往实行“普免”，即全部免征当年的应纳赋税钱粮，至于区域性的蠲免更为普遍。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多，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户部库存白银已达5000 余万两，于是康熙帝决定自康熙五十年（1711 年）开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①，即在三年内全国各省轮流全免赋税钱粮一年。据户部统计，至康熙五十年止，全部蠲免“共计逾万万”。蠲免政策当然首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一般佃户来说，虽然也多少减轻一些负担，但由于他们无地或少地，本来就不承担赋税，蠲免轮不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主要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并未减少。针对这种弊端，康熙四十九年（1710）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于是康熙帝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②。
雍正朝也实行蠲免，一般“无普免而多灾蠲”。但对明初以来长期重赋的苏、松、嘉、湖地区采取一定程度的蠲免。雍正二年（1724）蠲免苏州、松江两府地区的额征浮粮；雍正五年（1727）又减嘉兴和湖州两府地区应征① 《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4。
① 《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4。
银的1/10③。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田赋和漕粮，以及各省的积欠，并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轮免各省的额赋和钱粮一年。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蠲免赋税的政策，尽管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所采取的缓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对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来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使他们得以安心于生产而免遭颠沛流离之苦。因此，这一措施对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尽管是封建社会后期，但农奴制的残余还存在。清代前期，那些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仆以及从事所谓“贱业”的广大劳动人民仍然备受歧视，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为沉重。徽州一带的“伴当”，麻城、宁国一带的“世仆”，历来受主人的奴役虐待，无人身自由，实际上就是奴仆。由于清初“伴当”、“世仆”的斗争，清朝的统治者为缓和日益激化的矛盾，于雍正五年（1727）下令，将部分“伴当”、“世仆”准于“开豁为良”。凡“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严禁”①。尽管其阻力重重，但毕竟使“世仆”、“伴当”的地位有了提高。至于那些世执“贱业”，被编入贱籍，视为“贱民”的劳动人民，也先后除了贱籍，取得了与他人同样的身份。雍正元年（1723）先后下令，废除山西、陕西“乐户”的乐籍，“改业为良民”；废除浙江绍兴“惰民”的丐籍。山西、陕西的“乐户”的祖先因在明初支持建文帝，被明成祖朱棣贬为贱民，专给人家办理婚丧做吹鼓手之类的事。浙江“惰民”其祖先元末明初时因支持方国珍，明初被明太祖贬为“贱民”。雍正七年（1729）下令，广东一带的“蛋户”可以“听其在船自便”，“与齐民一同编立甲户”②。这些“蛋户”都是一些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的渔民，过去被视为“卑贱之流”不准他们登岸。此外，还有江西的“棚民”、苏州一带的“丐户”也都先后削去贱籍。这样就使这些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正式改入民籍，列入保籍，从而废除了法律上对他们的歧视。这样就进一步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生产发展国库充盈清代前期随着国家的日趋统一，以及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措施的推行，使得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基本统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③ 《清世宗实录》卷62。
① 《清世宗实录》卷58。
② 《清世宗实录》卷81。
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纳税田亩数，康熙五十一年（1712）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23％，至雍正四年（1726），则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60％。此时耕地面积已超过明末耕地面积20。6％。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特别是江南地区试种双季稻以后，亩产提高几乎一倍。康熙时期，在北方的京、津地区试行旱地改水田种植水稻，一些南方水稻产区的农民，到北方推广水稻种植技术。随着种稻技术的提高，北方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安徽农民还在高阜斜坡种植旱稻，也提高了产量。
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的普遍种植和推广，以致成为我国南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这是清代前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甘薯在明代由安南、吕宋传入我国南方。甘薯又名番薯、山芋、地瓜，有红、白等名种。甘薯既可蒸、煮作主食，又可刨丝、切片作副食，还可制粉、酿酒、熬糖。甘薯不择地而生，高阜沙地都能获得高产，亩产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因而很快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逐步得到推广。康熙年间，南方的台湾、福建、广东较普遍种植，及至乾隆年间，广西、江西、湖南、安徽、贵州、湖北、云南、四川等地也逐步种植。稍后北方的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也已开始种植。
另一高产作物玉米，又名玉蜀黍、御米、玉麦、玉秫、玉高粱等等。明末时玉米种植还不广泛。清初，特别是到了康熙年间，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以及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亦多所种植，稍后台湾、贵州等地也相继种植。玉米不仅可作主要食粮，也可酿酒、制粉。玉米的适应能力较强，山地沟壑均可种植。特别是山多田少地土较贫瘠的地区，种植更为普遍。乾隆时，湖南辰州府一带老百姓，赖玉米供半年之粮。广东阳山县一带劳动人民也半赖玉米以糊其口。
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
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特别是由康熙帝撰《御制木棉赋》宣示植棉的效益，从而引起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松江府所属的太仓州、海门厅、通州等地区，农民种粮者不过十之二三，而种植棉花的已达十之七八。北方的直隶保定一带农村的农民见植棉获利大，往往将种麦子的好地改种棉花。“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①。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②。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烟草自从海外传入以后，到康熙年间，也已逐渐普遍种植。最早种植的是福建，“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③。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广西的种烟之家也已“十居其半”，大户人家种一二万株，小自耕农家庭也种二三千株。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宜隶，甚至东北的辽东地区也已普遍种植烟草。清代种茶也更加广泛，广东珠江以南33 村“多产艺茶”，安徽霍山县城周围百里以内的山区农民，大都以种茶为生。植桑养蚕是丝织业发展的基础，清代植桑除集中在丝织业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外，北方的陕西等地也有一些农民植桑。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植桑最盛行的地区。清代浙江湖州府“尺寸之堤，必树之桑”④。广东顺德县境内有方圆百里之地，十余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普遍“种植桑树，以饲春蚕”⑤。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亦有农民植桑，以桑叶卖与养蚕户。甘蔗的种植主要集中广东等地。广东的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与禾田几乎相等，可见甘蔗的种植面积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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