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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违者治罪。①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②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③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16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速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① 《清太宗实录》卷1，页8。
② 《清太宗实录》卷1，页6。
③ 《清太宗实录》卷17，页11。
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誓言规定朝鲜国王尊金汗为兄，己居为弟，春秋两季向金汗纳贡，金国使臣前去，按过去接待明朝使者之例对待，不得“与满洲记仇，修筑城池，操演兵马”，断绝与明国的关系，只与金国往来，辽民逃入朝鲜，立即送还。若违誓言，金即发兵征讨。
在皇太极勇于进取和正确指挥下，经过八旗贝勒大臣将士的奋勇冲杀和艰苦努力，仅仅两年，便解除了四面受敌之困，国内形势稳定，八旗劲旅再显雄威，士气大为振作，金国终于转危为安了，并为下阶段的迅速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逼明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 16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陆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金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谁用兵。他说：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与会者有的认为：“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说：“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发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超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浒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国军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已定，遂各回己营。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将欲发军令不必宣布。岳讬等惊问何故。汗密谕：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速前进。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速向北京推进。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