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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威震天下。
进据辽沈八旗劲旅于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胜于萨尔浒，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为轻取辽沈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此时，明国出现了严重危机。一是朝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昏君神宗朱翊钧在“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的形势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见长跪门外求见君主的文武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庸相方从哲唯知顺从帝意，不谙治政用兵，无法应付危局。二是残兵败将，畏敌如虎。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呈报辽东军情说：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号称兵强马壮之辽东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且“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且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不能运送粮草，至全军严重缺粮①。残存兵将怯战畏敌，就连熊廷弼和时人推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甚疏》。① 《明神宗实录》卷585；《明熹宗实录》卷1。
崇为“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有大将之才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奉旨援辽时，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肃，“惮于援辽”。第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末，开原刚陷，中固、铁岭、大奠、叆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城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赞画刘国缙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余名，分发镇江、清河等处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只剩下老弱残兵三千余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臣，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视朝②。连庸相方从哲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辽左丧败之后，虽有伤残之卒数万，“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俱无”，“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③。
以上事态表明，在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数月内，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据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气力，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错过了轻取辽东的大好良机，这可为明国提供了转危为安的有利条件。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有胆有识，才华横溢。虽系文官，由进士擢御史，但他因边患孔亟，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材”。他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经略后，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毫不畏惧，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亡的艰难重任。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思逃，官员皆惧前往沈阳，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兼程前进，抵沈阳，复乘雪夜亲赴邻接建州的抚顺城。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他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因而安定了民心，“人心复固”。
第二，制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等六处险要地方，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敌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是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昂，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敌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长于野战，短于攻坚。而明军虽大败之后，斗志不旺，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地，据险扼守，② 《明神宗实录》卷586。
③ 《明神宗实录》卷586。
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弱点，发挥枪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第三，征兵调将，赶运粮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他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变了兵少疲弱的状况，从区区三四万败残之卒，发展为拥兵二十万的庞大军队。他奏发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二三位。他大修城池，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又掘与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井之后挖有四道大濠，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时人称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①。
熊廷弼还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由于他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将、马、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②明国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自毁长城。熊廷弼因功高过人，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奏其破坏辽阳。明帝遂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革廷弼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袁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短于用兵，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敞开了方便之门。
金国汗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兵二万余、援兵四万余，比金兵人数还多，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不会轻易失陷。努尔哈赤见机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方针，于十三日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武出身的勇将明总兵贺世贤中计，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身中四矢，兵败返回，城中闻贺战败，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贺世贤战死。后金兵乘势猛攻，打下沈阳，尽歼守兵。努尔哈赤又先后分击明之两路援兵，川兵万余先败，全军覆没，另一支援军三万仓皇逃窜。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七万，攻下要① 《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② 《明熹宗实录》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镇沈阳。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满万”，“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努尔哈赤本可轻骑夺城，但他却屯兵沈阳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与兵将，先行押回建州，于三月十八日才开始出发，十九日中午抵达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这一空隙，飞速征调援兵，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坚固，池深水满，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重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兵数百人，其余炮亦重一千余斤、二千余斤，威力也很大。如果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不会失陷。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和指挥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据朝鲜文献记载称，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眼看大势将去，努尔哈赤在这十分险恶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立即严正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匹马独进”①。这种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
努尔哈赤又派遣少数人马挑战，引诱敌人，明军果然中计。袁应泰本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此时见金兵很少，“其骑可数”，遂因“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等五位总兵官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挥军“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金兵连续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细”从中内应，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辽河以东镇江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过了十个月，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又统军大败明军于平阳桥，降广宁，再获大捷。八旗军进据辽东，伺机西征，努尔哈赤成为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强大金国君汗了。
宁远之败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离都城沈阳，亲征明国。
此时，明的政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