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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擒斩掠明女真首领克五十，献送明朝，命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明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官据此奏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准其请，以便“制东夷”，帝从其奏，命授为都督佥事①。这是努尔哈赤得受明帝“殊恩之始”，使他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长，为他扩充势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人评论此事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遂雄长诸夷矣”②。
努尔哈赤对此既非常高兴，又不满足，还想继续高升，居于大小数百部女真酋长之上，便要求得到“龙虎将军”的封号。龙虎将军，是明朝武官的正二品散阶。有明一代，在此之前，只有曾经威行数千里辖治建州、海西女真各部的哈达名酋王台，得授此勋衔，使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真都督。努尔哈赤也想谋得此衔，于万历二十年进呈奏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可能是因其势力不大（还未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没有达到目的。
努尔哈赤并不罢休，继续努力，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仍和过去一样，即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具体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为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二系送还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长掠夺的人口，邀功讨赏；三是奏请出兵“征剿倭贼”，助明抗倭援朝；四系频繁入京，叩拜明帝，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内，他竟五次亲自入京朝贡；五为笼络明朝官将，对一个小小的明游击，他也尊称其为“游府老爷”，再三恭维奉承。他对坐镇辽东三十年，屡建奇勋，“威振绝域”的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更是百般迎合，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因而使其受骗，受其关照，时人称“建酋与① 《明神宗实录》卷215；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② 茅瑞征：《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这些措施极为有效，他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如愿以偿，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大酋长。这样，为抬高其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萨尔浒大捷随着统一女真部落的顺利进行和由此而来的军力强盛，努尔哈赤愈益受到明朝一些官将的怀疑，对其统一事业不断加以干涉和阻挠，双方争执频仍，关系恶化。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2）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明。“七大恨”为：明兵杀害努尔哈赤之父、祖；明违誓出边，“护卫叶赫”；“伐木之争”；明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聘定之叶赫美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明国不许后金收割其兼并之哈达地方粮谷；明使出言不逊，侮辱建州；明国责令努尔哈赤退还哈达，恢复其国。“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系明廷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因而激励三军将士奋勇冲杀，攻下明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击杀总兵张承胤，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军经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伐。议定兵分四路，西路出抚顺，是全军主力，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北路从靖安堡出边，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从鸦骨关出边，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二万余；东路出亮马佃，总兵刘铤为主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二千，为十万零三千余人。
明军的目的，在其“擒奴赏格”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①“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酋”，是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这就是说，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实即满族），① 《明神宗实录》卷578。
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明军十万，号称四十七万，火器数万，声势浩大，后金女真总共约六万丁，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有兵六万，少于明，而且使用弓箭刀枪，没有火器，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明军占居优势，似乎明军是定胜无疑了。然而，战争结局却出乎明帝意料，十万大军竟惨败于八旗劲旅手下。
明军兵分四路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进攻后金首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内）。努尔哈赤早已料定明军必来，加紧准备，从容应战。尽管明朝大军压境，兵多枪多炮多，但后金全国上下人员却毫不惊慌。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有三，一为保家卫族，只有战必取胜，别无他路。女真满族长期遭受明朝政府残酷压迫剥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满人“苦害欺凌，千态莫状”①。这次明军来剿，不将其打败，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斩尽杀绝，八旗官将士兵也难逃一死，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具有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拚死抗敌的强烈斗志，故对重兵压境无所畏惧。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国和满族正处在兴旺发达的上升勃兴阶段，昔日分裂的女真各部，今朝归而为一。满族迅速形成并急剧发展，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明朝大将，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为重创明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十三甲起兵以来，努尔哈赤基本上在战场上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他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发挥所长，克敌之短，以少胜多。明军二十万（当时后金以为明军是二十万）虽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合攻都城，如果后金分军迎战，每路一万多旗兵对抗十万明军，很难抵挡，更不易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②，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首先迎战明主力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八旗军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此，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突然奇袭。
明军西路主帅杜松，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屡建军功，升① 天聪四年后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②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且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但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努尔哈赤设下埋伏，诱其轻骑奔驰，进入伏中，即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兵力，勇猛冲杀，于三月初一日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迅速消灭了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于第二日在尚间崖击败北路兵，主将马林总兵匆忙逃走。努尔哈赤又命大贝勒代善统军迎战明东路刘铤军。代善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号矢”（令箭）驰至明营，诈称杜松已抵酋城，催军往援。刘铤虽系勇将虎子，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又久经征战，颇谙兵法，军功累累，升至总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独有其功”，使己“宿名顿坠”，遂听信其言，督军迅进，陷入伏中。代善挥军猛攻，斩杀刘铤，全歼明军，逼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投降。明军南路因奉经略杨镐回师之檄，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北，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①。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而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军轻取被称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的开原重镇，斩杀总兵马林等官将；七月克铁岭，生擒助明之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八月灭叶赫，编降民万余户，后金军威震天下。
进据辽沈八旗劲旅于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胜于萨尔浒，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