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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③。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 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 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 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 卷），意在把宗室王公① 《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1。② 参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 页。
③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① 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② 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 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0。③ 详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 年1 月。
④ 《八旗氏族通谱·序》。
⑤ 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 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0 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0 卷、《御制文初集》30 卷、《二集》44卷、《三集》16 卷、《余集》2 卷、还有《御制诗五集》100 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 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1500 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00 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110 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1797）
纂《平苗纪略》（52 卷）；十五年（181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360 卷，“续编”36 卷，“附编”12 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 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 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0 卷）、《大清会典图》（46 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0 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64 卷），《学政全书》（86 卷），《西巡盛典》（24 卷），《军器则例》（24 卷），《兵部处分则例》（78 卷，又续纂4 卷），《中相政考》（72 卷，续纂4 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 卷）、《吏部处分则例》（52 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 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 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首集》26 卷，《正集》108 卷）；《皇清续文款》（164 卷），《三元诗》（1 卷，又附《三元喜宴诗》1 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①。道光朝还① 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13 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6 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0 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发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发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第三节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100 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120 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10000 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3457 种著作，合计79070 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①。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的精华部分②，将“中西两法归一”而成。③康熙时所修《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清代官修图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其一，通过国家政府的组织，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著，如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采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体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还编纂了很多私人无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① 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28 页，中华书局1964 年版。
② 详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9。
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其二，清代官修图书，都戴有“钦定”、“御定”等桂冠，把这些著作经典化，使人们没有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编纂图书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通过这种办法，罗致大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时期，举行“博学鸿词”，搜罗了五十名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翰林院从事《明史》编纂工作①，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动与文字狱是同步进行的。仍以康熙朝为例，皇帝一面下诏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招罗文士，一面又严禁民间编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狱“庄氏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撰写刊印明史，而株连甚众，死于是狱者达七十余人，流放极边者更多②。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谓“钦定”之书。与其他书籍一样，既经“钦定”就成为最高权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