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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史稿》卷10《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纪一》。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速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②。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发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③。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否定木兰秋狝的历史作用，又就当时情形而言，木兰秋狝已无积极意义，说是停止当年举行，也是宣告永远废止。
臣下劝阻，对废止木兰秋狝也是有影响的。乾隆六年，丛洞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等为由，企图阻止木兰秋狝，没有被接受，斥为“识见未广”，反映当时这一活动还有必要举行。半个世纪以后，已非当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请暂停进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①。嘉庆时臣下劝阻最力，嘉庆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见，既面奏“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后又折奏请停止行围，“据称本年麦收分数稍减，民力不无拮据，并称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年，始举秋狝，今亲政甫及四年，即再缓一二年举行，亦不为迟”。在皇帝坚持之下，认为这些说法“殊不成话”，那年还是举行了②。第二年，嘉庆帝已经到了承德，正欲继续举行木兰秋狝，总管围场的副都统韦陀保呈报“今年围内天气较寒，水涸草枯”。嘉庆帝以为是牲畜减少，借水草为词，派人前往调查，岂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恳请停止行围。嘉庆帝仍不相信，又派监牧马匹的王大臣绵循等再往详查，情况属实，终于停止了本年行围③。
有时也因天气不好而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④。六年又“以水灾停本年秋狝”⑤。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⑥。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阴雨减围”⑦。
当然最为扫兴的是围场遭到破坏，兽类和树木日趋渐少。追溯其时间，大约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嘉庆帝说，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因皇上年岁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自应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影响到木兰围场也是一派衰败景象。嘉庆七年他自己举行第一次木兰秋狝，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这一年也就没有行围。② 《清仁宗实录》卷84，页4—5。
③ 《清宣宗实录》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11。
② 《清仁宗实录》卷99，页6—7。
③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7—40。
④ 元年、三年见载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二年只见载于《清仁宗实录》卷20。⑤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⑥ 《清仁宗实录》卷216。
⑦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九年，本想照常举行，还是得到信息，“以牲兽稀少，停止本年秋狝”①。围场的树木和野兽继续减少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嘉庆八年发现早有人偷打野兽，因此被拿获的犯人就有二百余名，估计漏网的会更多。后来几乎连民带兵等把围场视为猎取的对象。嘉庆帝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惊窜远飏，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时不能实力稽查”。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历任管围的大臣及官员皆分别给予处分，同时完善和修改围场一切章程②。九年，嘉庆帝对特设围场副都统，严立章程，专职稽查，仍然不见成效，非常愤怒，指斥说：“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远逸，实属不成事体”③。然而往后更有甚于此者，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④。有人竟取便从围场走来走去了。十八年，嘉庆谕内阁：“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乏牲兽。”于是派靠近围场的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每年不拘时日，进哨三次，尽行稽查，除把偷砍树木，及偷盗牲兽者拿交围场总管会同办理之外，傥有往来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①。
总之，由于嘉庆帝的坚持与努力，原来的基础尚未完全破坏，木兰秋狝勉强举行，直到他本人逝世。而后来就不再举行这一大典了。围场也在同治元年（1862）开围放垦，光绪二年（1876）设围场厅，1913 年建围场县，和地方行政体制一样了。
①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89；卷132，页13—14。
②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9—40。
③ 《清仁宗实录》卷132，页14。
④ 《清仁宗实录》卷233，页20—21。
① 《清仁宗实录》卷272，页36。
第十章官修图书第一节清代官修图书制度与机构清入关前官修图书机构清代官修图书的制度与机构，至少可追溯到清入关前皇太极时期的文馆之设。文馆也就是清代最早的官修图书机构。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负责“记注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章奏，俱令编为史册，并纂修历代祖宗实录”①。内三院之设，使文臣分工更为明确，编纂书史成为内国史院的专门职责。只可惜清入关前之官修图书，仅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图》及现在所见《满洲实录》，最早就是天聪九年（1635）修成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崇德元年大学士刚林、希福等恭修本。②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沿明制另设翰林院。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六月，复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如明朝之制。此后的官修图书，主要由翰林院承担，内阁、詹事府、内务府和雍正以后的军机处、方略馆，也都有修书或参与修书之责。
内阁内阁大学士之责，主要是“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①所以，清代的官修图书，大都是由大学士领衔的，如顺治《御制孝经》一书，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等为修纂官；②内阁大学士是官修图书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们负责组织修书班子，报请皇帝批准，即可开始工作，并由他们负责监督。而具体负责编撰工作的书馆成员，则大抵由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充任。内阁还负责大库和皇史宬藏书工作。
翰林院“翰林院官，以编辑校勘为职业，敕撰书史咸与”，“凡馆局，则充提调、纂修，慎其编校”③。翰林院的主要职责即是纂修图书。例如纂修实录、圣训，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亦间充收掌官。纂修玉牒，则以翰林院满洲、蒙古、汉军修撰、编修、检讨① 《东华录》天聪卷“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条。参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内三院”条。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0。
① 《清史稿》卷114，《职官》。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8。
③ 《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
职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拟送①。凡各馆纂修书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调官，庶吉士亦简充纂修官，参加修书工作，典簿以下之职责，与修实录、圣训相同。清代绝大部分官修图书是由翰林院承担的。仅据《光绪清会典》所记载，从顺治初年至光绪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图书即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②，对那些实录、圣训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实由翰林院所撰之书尚未计算在内。
詹事府詹事府本为东宫僚属，其官员职责是辅助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并司讲读牒奏之事。但由于从雍正朝以后实行秘密建储制度，詹事府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乾隆朝开始，其主要职责是修书。詹事府官员成为清代官修图书的笔修官的来源之一。
“内廷三馆”
清代官修图书，大都临时成立书馆，且以所撰之书而名其馆，如修《明史》即开“明史馆”，修《四库全书》，其馆名为“四库全书馆”等等。凡奉旨编纂诸书所开之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