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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佛山和景德的民营手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确实占着主导地位，而汉口和朱仙的手工业也皆属民营性质。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清代，城市经济中民营手工业地位已经上升。而民营手工业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清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历史变化，给天下四大镇向近代类型的工商城市发展，铺下了坦途。
天下四大镇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天下四大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以国内贸易而言，佛山镇、汉口镇的工商业均超过省会的广州和武昌，成为各省货物交流的一大枢纽。史称：“佛山居省上游，为广南一大都会，其地运之兴衰，东南半壁均所攸关”1。可见清代佛山镇的工商业的兴废进退，对东南数省的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汉口镇亦然，湖北通省“盖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与外部所需于湖北者，无不取给于此，繁盛极矣”②。还有中南数省之盐，东南数省之米，也莫不取给于此。汉口的地位，动关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所系，范围更大。以后汉口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在全国同行业中岿然居首，而陶瓷又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景德在外贸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朱仙镇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它的存在，对河南与河北、陕西、山西的经济贸易，对河南与江淮的经济贸易，以及西北与东南的经济交往，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过早衰落，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后来拉大了与长江流域经济的差距，也不无关系。④ 参阅王钰欣：《清代前期景德镇陶瓷业中官窑地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3 期。⑤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边对》。
⑥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各会馆公所》；《补遗》。
⑦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第16 页。
1 ①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下》，乾隆五十三年叶汝兰《重修佛山经堂碑记》。② 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风俗》，引《旧志》检存稿。
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而且促使许多原事农耕的乡民成为半工半农者。例如佛山的铁钉业，景德的白土业，大量的产品就是由附近的农民利用闲时制成。这样，就逐步分解了农业的自然经济结构，改变了农民的习惯职业。在天下四大镇周围的辐射圈内，出现了许多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它们以城市经济为其依存条件。这样，就把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轨道。
天下四大镇还是四所巨大的工商业学院。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繁盛的工商业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工商业的人士。不少有眼光的富户也纷纷“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此①。由此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坊主、工场主和商人。鸦片战争以后，在他们中间，又产生出新一代的资本家和实业家，在四大镇，在津、沪以及西南各埠，在港、澳、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处处发挥着增殖和流通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家居佛山附近的简村，创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家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源；佛山籍出身，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②，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尤其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是，天下四大镇的出现发展，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它们没有转化为郡县城市，而是受着商品生产的同一律支配，依据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向更高阶段演进。这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潮流和趋向，也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同时它也说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不同于秦汉时期，也有别于唐宋时期，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旧有的模式，将逐渐被新质和新模式所替代。人们不难看到，天下四大镇的发展面貌，呈现出如下的一致性：这就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其中的佛山和景德，更是商品生产的水平超过了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称它们为“工商城市”，以别于“郡县城市”的概念。其实，比之于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四大镇在城市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水平来说都毫不逊色。它们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天下四大镇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① 光绪《四会县志》编1《风俗》。
②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简照南》。
第三节粤海关粤海关的组织机构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宣布解除禁海政策，准许开海通商，康熙二十四年，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史称“台湾平后，海禁解严，闽粤洎吴越皆设沿海榷司，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①。粤海关是四个海关中最为重要的。
历史上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广州是个重要的外贸据点，清代设关通商之后，到粤海关收泊贸易的外国商船年增一年，大量的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广州，中国的大宗物品茶、丝、瓷器和南京布等，也从国内各产地荟萃广州，远销重洋。事实上，在清廷限制一口通商之前，粤海关已成为外国商船收泊贸易的最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谕中称：“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查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①。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辉（ JamesFlint）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等地贸易一案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当年到宁波的洋船仍准贸易，“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②。这个禁令原是针对欧美国家的所谓“西洋”船只的，而后来东南亚地区的所谓“东洋”船也逐步集中收泊于粤海关进行贸易。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口通商”。这一规定，更大大提高了广州在中外通商中的地位，使它成为中外贸易中的枢纽。而粤海关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它垄断了当时最为重要的中国与西方贸易的管理与征税权，是清廷管理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机构。这种局面维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才打破了广州一口独占的局面，粤海关在管理中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随之丧失，并逐步由一个封建的主权海关变成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半殖民地海关。特别是咸丰九年（1859）总税务司李泰国（H。N。Lay）在粤海关推行税务司制度后，由清廷派遣的海关监督虽然仍然保留，但实质形同虚设，海关在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方面的重要职权，均归诸由总税务司委派的洋人税务司，粤海关大门的这把钥匙终于落入外国侵略者的口袋。
清代粤海关在行政系统上是户部所属的一个征税机构。它不仅负责广州① 王上正：《北归志》，《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9 轶。
① 《清高宗实录》卷533，页12。
②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5，页9。
一口对外贸易的管理，而且负责广东全省沿海水道贸易的管理。不仅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而且征收国内贸易的商税。粤海关除了设在广州市内的省城大关之外，还在全省沿海各地辖有许多关口。按其职能的不同，这些关口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负责报关登记，填写税单和收纳税课的正税口与挂号口，以及负责检验进出口船只与货物，而不收纳税课的稽查口。挂号口和正税口一般归就近的正税口统辖。据《粤海关志》所载：“正税之口三十有一，在琼州者十，在潮州者九，在惠州者四，在广州、雷州者各二，在肇庆、高州者各一；稽查之口二十有二，在雷州者八，在广州、高州者各五，在惠州者三，在廉州者一；挂号之口亦二十有二，在潮州者十，在广州者九，在惠州者三”①。以上共为七十五口。这是道光年间的关口数。而在不同时期，关口数并不尽相同。乾隆八年（1743）策楞在上奏中说，“查通关口岸大小共四十三处”②。这些关口中有七个总口，即：省城大关，澳门总口，潮州菴埠总口，惠州乌坎总口，高州梅录总口，雷州海安总口和琼州海口总口。其余的关口分别隶属于七个总口之下。无论是总口或隶属总口之下的小口都由粤海关监督会同地方派员管理。整个粤海关的各种管理人员大概如下：监督1 人，总口委员7 人，总口书吏8 人（其中大关2 人，各总口1 人），大关案书6 人，库书2 人，库大使1 人，大关平柜1 人，各总口柜书10 人，各口清帮书47 人，家人24 人，巡役36 人，守库武弁2 人，大关库丁18 人，各口水手227 人，水火夫11 人，火夫22 人，大关杂役30 人，以上共计456人，此外尚有大关各房膳写书，人数不定①。
在这些人员中，粤海关监督是最重要的。他是粤海关的把持者，全衔是“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由皇帝亲自简点派充，每届任期为一年，“管理关务，例应一年届满之前，预行奏请钦点差员更换”②。如再被简点，则可连任。而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通常由内务府人员所垄断。《澳门纪略》中说：“国朝康熙二十四年设粤海关监督，以内务府员外、郎中出领其事”③。从乾隆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的三十三人，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