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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陆续增聘了名须生：车云亭、牛百顺、赵秉兰、王景民、孙镇荣．高天举；名小生：王兴博、屈景益、沈和中、郭敬堂（武生）；名旦：梁箴（船户娃）、傅镜俗、曾鉴堂（一枝花）、刘逸民、安鸿印（顺安）；名净：刘全禄、窦思忠、惠醒秦、王庚寅；名丑：苏牖民、许镜民等。名流云集，相映生辉。譬如，梁箴主演的《断桥亭》，音色宽厚优美；安鸿印主演的《善士亭》，歌喉婉转动听；曾鉴堂主演的《张公背张婆》，雅俗共赏别致；杨金声主演的《赵五娘吃糠》，边吃边唱传情，贾德善主演的《木楠寺》，酸气才气横溢；沈和中主演的《黄鹤楼》，潇洒狂傲铮铮；王兴博主演的《杀裴生》，显吸鼻变脸之术；屈景益主演的《抱桩盒》，面部半愁半笑绝顶；和家彦主演的《拆书》，动作凝炼大气；牛百顺主演的《斩韩信》，鼻音送字味浓；毛金荣主演的《蜜蜂计》，怀甩稍子的绝活；高天喜主演的《马武取洛阳》，有“空中飞刀”盛名；马建南主演的《定军山》，呈长鲸吸海之威势；刘全禄主演的《算粮》，有“活魏虎”的美称；王三甲主演的《三搜索府》，单眼麻脸跛腿手瘫京腔川语滑稽风趣，肖燕振主演的《杀四门》，武功娴熟超群出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也正因为正俗社聘请了诸多名家联袂献艺，相互配合十分默契，显示出较高的艺术质量。所以，社会声望益彰，堪与当时实力雄厚的易俗、三意两社成相逐竞争的鼎足之势，共享三秦盛名。
后来，因关中连遭三年年馑，军阀混战不休，剧社债台高筑，严重入不敷出。加之，任阁臣先生接管后，又不善经营，对演职人员的生活和困难很少关心，真乃“东家既已更换，学生亦四分五裂。”（见封至模著《陕西四年来之戏剧》一文，载民国二十五年的《陕西民意报四周年纪念特刊》）台柱李正敏又于1936年另组“正艺社”，陆续将靖正恭等名家拉出，以致剧社的声誉每况日下，积重难返。从此，这个素与易俗社和三意社长期并驾齐驱，相逐竞美的秦中剧坛三强之一的正俗社，却不幸从根基上发生了惊人的大分裂。最后，终于被颠簸动荡得溃不成班，遂奄奄待毙，不得不于民国三十年底（1941年）以散伙停办告终。
第五章 民众剧团与建国前后至文革时期的秦腔
第一节 民众剧团的成立
1938年4月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上，看了秦腔《五家坡》等戏，毛主席向当时工会负责人齐华同志说：“你们看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齐华同志便指着坐在主席身边的柯仲平同志说：“文协的老柯在这里”。毛主席转身向柯仲平同志说：“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新剧团？”柯仲平接受了主席的指示，当即着手组建这个新型的戏曲团体。
剧团于1938年7月4日正式成立。成立当天，在延安火神庙戏台上演出了秦腔《一条路》，《回关东》这两出戏，都是唤起民众奋起抗日，唤起人们抗日热情的戏，演出很成功，屋顶树杈都坐满了人。群众看戏后很感动，剧团演出一下子轰动了延安。从此，古老的秦腔开始以宣传抗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的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戏曲战线上。
剧团成立后，由柯仲平同志担任团长，张季纯，马健翔同志担任剧务主任。刘白羽，杨浩，柳青，方纪，草明，李丽莲同志先后单位文化教员，音乐教员。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当时演出的现代戏中，感染力最强的最能激动人的是：秦腔《血泪仇》、《穷人根》、《一家人》，眉户《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等戏，他们在群众中产生过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演出中，常是台上台下混为一体，人们往往被剧情感染的泣不成声，并激动的高呼口号，这些戏的演出所产生的强烈的效果，除了艺术感染力外，还在于它诉说了中国穷苦人民长期被积压在心中的血泪语言，激荡了他们仇恨的情绪，点燃了他们复仇的怒火，他们自然而然的沉浸在戏剧情境中。1934年冬天，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陕甘宁边区南线，演出了《血泪仇》，当剧中人物王东才深夜离家去报仇，他的父亲王仁厚喊他不应是，台下就有人情不自禁的喊着：“你的儿子报仇去了？”当剧中特务黄先生出现后，台下一位看戏的营教员一时气愤，不由自主的拔出手枪向空中：“啪，啪！”放了两枪，接着喊：“打这个坏蛋！”顿时，群情激愤，齐声喊；“打！”高昂的口号声和喊声，把扮演黄先生的演员吓的跑到台后，半天不敢出来！
1948年新式整军后，军队转入外线作战，进军蒋管区，解放大西北，第一仗瓦子街战役，消灭了刘戳三万人，大军直接到洛川，剧团在战沟里喊到：“蒋军官兵放下武器，你们也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却放枪回答。但我我们军队唱了几段秦腔后，他们不但不打枪还喊：“再来一段！”其实他们当时唱的就是《血泪仇》中的《龙王庙》这场戏，当时的现代戏甚至已经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解放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民众剧团进入了西安，发展成为现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直为秦腔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第二节 建国后的秦腔的发展
一 建国初期秦腔发展概况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由原陕甘宁边区和革命圣地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给西安的古老秦腔艺术注进了新鲜血液，一批由革命根据地带来的革命剧目如《血泪仇》、《穷人恨》、《三打祝家庄》、《大家喜欢》等，使秦腔舞台上出现了勃勃的艺术生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各个剧团实行了“三改”（改人、改戏、改制）。根据“戏改”精神，西安市成立了“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对现有的流行剧目进行审定，经过广泛讨论研究，先后两次公布了113个折戏和95个本戏作为可演剧目，丰富了上演剧目，促进了秦腔舞台的繁荣。遂后在此基础上，对基础好影响大的传统剧目，组织剧作家有计划地进行整理、改编，结果出现了一批受到观众欢迎的优秀剧目。如《游龟山》、《铡美案》、《三滴血》、《白蛇传》、《火焰驹》、《状元媒》等，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原作进行了整理加工，突出了主题思想，加强了人民性内容，使剧本结构更加严紧，注意发挥了唱念做打的特点，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映。《游龟山》参加了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获剧本奖，《火焰驹》、《三滴血》先后拍成了电影。后来在党的“两条腿走路”和“三并举”剧目方针指导下，陆续组织作者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有《铜台破辽》（姬颖）、《孟丽君》、《玉虎坠》（项宗沛）、《戚继光斩子》（李静慈）、《玉蝉泪》（胡文龙、王征）。易俗社也组织力量整理改编了自己的传统剧目《一宇狱》、《夺锦楼》、《双锦衣》、《翰墨缘》、《貂婵》等。“文化大革命”以后，王保易改编了《卓文君》、《蝴蝶杯后本》，张骅改编了范紫东的《女儿经》，冀福记改编传统戏《李陵碑》等。在新编历史剧方面，“文化大革命”前有《烈火扬州》、《赤胆忠心》（陆苍）、《淝水之战》、《于谦》（谢迈迁）、《文天祥》（淡栖山）、《夏完淳》（施保璋）、《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唐太宗》（袁允中）、《桃花扇》（姬颖）等。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有《闯王平叛》（南子仲等）、《冼夫人》（鱼闻诗）、《李离伏剑》、《秦王求贤》（王君秋）、《三曹父子》（蔡立人）、《李陵碑》（全民、冀福记等）等。现代戏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创作、改编的有《三月雨》（鱼闻诗）、《灯笼红》（杨文颖等）、《山村新风》（杨克忍）、《红梅岭》（李哲明改编）、《红珊瑚》（杨文颖等改编）、《三世仇》（柳斌等改编）、《进军路上》（郑轩等）、《初升的太阳》（刘养民等改编）；在“文化大革命”后有《枣林湾》（郑宗义等）、《西安事变》（杨克忍等）、《白龙口》（杨克忍等）、《三家春》（鱼闻诗改编）、《连心锁》（雷文博等改编）、《花乡风情》（倪运宏）、《二虎守长安》（段肇升）、《鸡鸣店》（鱼闻诗）、《丁家院》（王晓玲）等。这些剧目大都是在西安市文化局及其先后所属的“艺术辅导室”、“文艺创作研究室”、“戏剧研究所”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并经过创作会、改稿会等方式，发挥集体力量帮助作者编创出来的。其中不少剧目在历年举行的会、调演及艺术节上演出，获得过多项奖励，受到观众好评。
建国后，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西安的戏剧创作也曾几度闯人误区。由于片面地要求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出现过粗暴否定传统、简单图解政策、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如所谓“歌颂三面红旗”的剧目，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迫使作者写反对“走资派”的剧目等。那种违背艺术创作规律所炮制的剧作，只能像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早被历史淘汰，为观众所遗忘，今天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一些艺术创作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二 参加观摩演出
1、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是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戏曲会演。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1952年10月6日——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京剧、评剧、越剧、川剧、豫剧等23个剧种的1600多个演员，演出了82个剧目，包括传统戏63个，新编历史剧11个，现代戏8个。秦腔在这次观摩演出中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其中陕西省获奖情况包括：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陕西省获奖名单
剧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