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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指的是西来医学； 故其受西学影响之大； 还当重新认识。傅斯年在与陈寅恪论及“此时修史； 非留学生不可”时； 便特别指出“陈援庵亦留学生也”；
与“粹然老儒； 乃真无能为役”者大不相同⑥。
而陈垣也喜欢在正史之外发掘材料、开拓新领域； 以期“动国际而垂久远”。陈并不轻视正史； 他教子治史仍主张“凡研究唐宋以后史者”应先读正史；
但此外还“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盖“观其引用何书； 即知正史之外；
诗文笔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陈垣特别强调；不仅近代史的研究“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
就是“宋元等史亦然。宋之于辽金、元之于波斯、土耳其、阿拉伯等”⑦。严耕望认为在实际学术贡献上援庵似更胜过寅恪；
部分或即因陈寅恪后来回归以常见材料治“正史”的传统正途； 所涉既宽； 难以面面俱到； 故“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而陈垣则“最重视史料收集”；
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⑧。二陈的高下可不置论； 严氏内心中对史料特别是“罕见史料”的重视； 大概应163是其立论的一个基本预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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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二陈均选择从唐到明清这一段中古史为专业； 或者也有时代的考虑。他们皆存治史为时势服务的报国心态②； 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外力入侵的局面；
在三代至秦汉的历史中可吸取教训的不多。黄 观察到： 过去士人读书；“非周秦六经； 即马班两史。其脑中所萦忆者； 多中古以上事迹； 其所濡触者；
却为现代之物华。日溺于近； 而心驰于古； 于唐以后政治社会兴衰递嬗之迹； 百举俱废之由； 反昧昧然。故一旦受侮发愤； 欲刺取吾国固有长技；
侈举与西欧对峙者；率皆墟墓简策间言。”③
按黄氏实有所见。读书人的眼见之实与所读之书有所隔； 承平时固无碍； 遇事则其思想资源便有限。从这一角度言；
清代经学特别是以考据为中心的古文经学确实难以经世； 而后起之今文经学的经世取向仍然是回向周秦。清代文字狱造成的对近代（指清人的近代）
史的回避；特别是整个史学所处的边缘地位； 使唐宋史事不为多数读书人所熟悉；
尤其是与夷狄关系较洽的唐代处理夷夏关系的历史经验并未得到关注。清人也曾希望回向历史中寻找思想资源； 如元史即颇受注重。然元史的受到注重；
固然有夷狄入主的相似一面； 恐怕也有时人不熟悉唐代史事的潜在因素在起作用（当然； 国人历史记忆中唐代史的形象也有偏差：
唐代与夷狄的关系为过去史家所讳； 直到陈寅恪才得到充分关注； 这或者也是不往唐史找资源的一个重要原因） 。
另外； 二陈选择的专业也许与他们欲与外人在学术上争胜相关。陈寅恪在1930 年感叹说：国际敦煌学著作之林中；
中国学者仅三数人④。陈垣的学生也听其发出过类似的感叹； 更有要将汉学中心夺回北京的说法。这本身也是一个史学新旧的“预流”问题。赵元任回忆说：
“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 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 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⑤在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之后； 仍要得出微言大义式的结论；
这正是民国新史学的新意所在； 也是其最终的目的。此应注意者； 何为“基本材料”； 则不同的人要求是不同的。陈本认为“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此＇ 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 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
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⑥
要预流； 所注重的材料便不同。如果“预流”同与外人争胜结合起来； 所注重的材料就更不同。如陈寅恪所论的“敦煌学”；
就有特定的史料来源和范围。章太炎已注意到这一点； 他指责“审边塞而遗内治”这一学弊说： “中国之史； 自为中国作； 非泛为大地作。域外诸国；
与吾有和战之事； 则详记之； 偶通朝贡； 则略记之； 其他固不记也。今言汉史者喜说条支安息； 言元史者喜详鄂罗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
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观其政治风教； 虽往日亦隔绝焉。以余暇考此固无害； 若徒审其踪迹所至； 而不察其内政军谋何以致此；
此外国之人读中国史；164非中国人之自读其史也。”①且不说外国之法自有其长处； 关键在于只有预外国之“流”；
才能与外人争胜。二陈在不同程度上皆以外国人之法读中国史； 亦良有以也。
取法西学是近代中国新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 有着长期的渊源。国粹学派自身便不排斥外国学； 如黄节定义的“国粹”即是。当年章太炎也有类似看法；
他认为“今日治史； 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 见于洪积石层； 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 外人言支那事；
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旧史无过也。”②太炎读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后； 对其“往往探考异言； 寻其语根； 造端至小； 而所证明者至大”一点颇有心得；
于是重新“发现”惠栋、戴震的文字训诂；也有类似功用； 可藉以发现中国“文明进化之迹”。盖古事不详； “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
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③。说明他也主张并实践过吸收西学。
王国维在清季也这样想； 他认为当时文科大学中“欲求经学、国史、国文学之教师； 则遗老尽矣； 其存者或笃老或病废； 故致之不易； 就使能致；
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疏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 不过如商彝周鼎； 饰观瞻而已。故今后之文科大学； 苟经学、国文学等； 无合格之教授；
则宁虚其讲座； 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 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 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
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矣。”④这里提出的取径颇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 王本人治学之路正是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后复回头“研究本国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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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进入民国后； 在新文化运动的世界主义思潮冲击下； “世界的眼光”更是民初新学人的共识；
从傅斯年的《〈新潮〉发刊旨趣书》到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
他们强调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关系。傅斯年就认为《新潮》的第一责任便在“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
同时探索“以何方术纳中国于＇ 现代＇ 思潮之轨”；充分体现了想要“预流”的心态⑤。在史学上； 趋新史家多有意识地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历史之中进行考察；
如顾颉刚在1924 年即向学生强调： “整理国故； 即是整理本国文化史；
即是做世界史中的一部份的研究。”他在稍后给丁文江的信中表示自己正拟“在世界的古史中认识中国的古史”⑥。有意思的是；
当时的旧派学人大致也具同样的倾向；《国故》的作者张煊即与毛子水互相指责对方没有“世界眼光”⑦。
“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说： “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
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 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 假如中国学是汉学； 为此学者是汉学家；
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 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 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傅氏这里说的是史语所的工作旨趣；
既然目的是要与西人争胜； 自然必须先注意西人所“格外注意”者； 这正是陈寅恪所说的预流⑧。165
曾经点名指斥章太炎的傅斯年在这方面其实与章太炎观念颇相近； 他知道“西洋人治中国史； 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 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
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但他强调： “我们承认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 我们深信这些工作成就之后；
中国史的视影要改动的。不过同时我们也觉得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 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
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①这一取向的实际例子是傅斯年在1929 年提议由陈寅恪领军组织一队人分工合作；
著一部“新宋史”。他认为当时中国学人最宜研究宋史； 因为“此时弄此题； 实为事半功倍； 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 此时研究；
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 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中国学问； 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②
这个“新宋史”计划曾得陈寅恪的赞同；
后来不知何故未能推行。但傅斯年不欲“与洋人拖泥带水”而宁愿从事“比较纯粹中国学问”的倾向是明显的。顾颉刚后来回忆史语所创办时的情形说；
傅斯年既“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 且与之角胜”③； 的确看到了其欲以西方学术方法来与西方学术争胜（当然是基本落实在所谓“汉学”之上）
的实质。傅斯年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个民国新史学家不能回避的大问题牵涉甚宽； 当另文探讨。至少从表现出来的层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