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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文新证》在第一章《总论》之后的第二章就是《禹》； 专论禹的存在； 颇能说明其态度②。
2007…3…25 14：35 回复
drew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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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不过； 王国维在态度上虽然反对极端疑古；
但其关于史料“处理”这样一种极有分寸的严谨表述与民初的激进语境实不相合。自从梁启超提出立说当以比原意“过两级”的方式表出然后可得其所望结果这一主张后；
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纷纷效仿③； 结果温和稳健而恰如其分的表述通常都影响不大（这可与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相比较； 傅其实也是故意说得过分些；
结果虽然正面负面反应俱有； 但影响就非常大） 。王国维后面那一句不“完全抹杀”的追加界定；
远不如前面所云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一句引起人们的注意。纸上材料要靠地下“新”材料的补正其实暗示着纸上材料本身的不足据；
结果本意反对疑古的王至少间接支持了疑古派。重要的是； 在实际研究中对于未经地下材料证明的“古书”是用还是不用？ 若此类材料不能用；
则有多少古籍可用？ 若不能信而用； 怎么用？ 仅仅是“不否定”和不“完全抹杀”； 显然遗留下相当数量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
且王国维的研究取向经陈寅恪后来的诠释； 实已有所转移。陈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
以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一概括颇有点“理想型”的意味；
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更像是陈寅恪自己向往的治史取向； 这可以从他预计“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 范围纵广； 途径纵多； 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一句看出④。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将甲骨材料视做“地下之实物”而不视为文字。陈氏行文考究； 决非随意为之；
尤其序跋一类文字不会也不能掉以轻心。王国维其实基本未用文字之外的地下实物；故此说或是为王讳；
但也暗示了王在利用地下材料方面的限制。陈的意思或可有两层； 即“实物”不仅限于文字； 还可有远更广泛的用途；
而地下发掘出的文字材料既零散而数量复少； 实不足普遍引以为据（因而影响整个中国古史诠释也就有限） 。
陈寅恪对西方近代考古学颇有体会； 其论“了解之同情”说：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始可以真了解。”⑤这样一种欲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藉“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来了解“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的方法；
与西人从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生出尤盛行于今日的“实物文化（material culture） ”研究取向极相类似。158
另一方面； 陈寅恪也曾对自己的学生说： 上古文字记载不足； 难以印证。而“地下考古发掘不多； 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 见仁见智； 曰朱曰墨；
言人人殊。证据不足； 孰能定之？”①此语提示着陈寅恪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似不无保留；
则陈在甲骨文或出土材料方面的态度甚或稍接近章太炎。太炎指出的“学弊”之一即“详远古而略近代”；
他指责那些选择研究上古时代的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 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②。两人所用的语汇也非常相近。
后来陈寅恪在1942 年序杨树达书； 进一步申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 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
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 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 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
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 融会贯通； 打成一片； 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词句； 无不文从字顺；
犁然有当于人心。”③此虽未及甲骨文； 但他既视出土的零星地下材料为“脱离之片段”； 又更肯定经过许多代人不断整理的既存文献材料； 其间的轻重；
自不必多言。
考古学曾给20 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 但对地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材料则不同的学人有不同的期望。北大考古学会的马衡在1925
年就曾希望有计划、大规模的发掘能“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④。曾正式提出“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不做“读书人”的傅斯年对地下发掘的认识则与马衡很不相同；
他认为“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 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 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
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 ”⑤。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对地下材料的期望更加现实； 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并不因为出现大规模“文籍”的可能性小就轻视发掘；
他根本就更寄希望于“初期文化史”上的“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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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在处理既存文献材料与新出土史料的观点方面；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当接近。他充分承认像甲骨文这样的出土材料可以“点活”文献材料的功能；
认为“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 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 即登时变成活的”。直接材料当然“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
后者的错误靠他更正、不足靠他弥补、错乱靠他整齐； “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 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不过；
尽管“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 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 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 是例外的；
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正因为“直接材料每每残缺； 每每偏于小事； 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
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 所以持区区的金文； 而不熟读经传的人； 只能去作刻图章的匠人”⑥。
傅斯年强调： “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 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 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故“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
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 必于新史料能了解； 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 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然而但持新159材料；
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 亦每每枉然”。他以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证史为例论证说： 若“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
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但“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
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傅氏主张以“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来“超越前人”；同时更“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
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概言之； “不知扩充史料者； 固是不可救药”； 仅期靠新史料平地造起； 也难免于“徒劳”①。
当李宗侗（玄伯） 质疑顾颉刚的疑古倾向； 认为“用载记来证古史； 只能得其大概”； 并提出“要想解决古史； 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故应“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时； 傅斯年支持顾颉刚说： “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 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
顾的成就在于提出了“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 所以他的“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
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顾颉刚自己也同意“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是“极正当的方法”；
但指责李宗侗“有过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的趋向”。其实文献资料“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 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运用它；
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今人已“懂得用历史演进的眼光去读古书； 懂得用古人的遗作品去印证古书； 乍开了一座广大的园门； 满目是新境界；
在载记中即有无数工作可做。依我看； 我们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 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②。
顾颉刚在文中特别强调： 在“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时； “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 有同等的重要；
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③。提倡新旧材料并重是他那时反复申论的一个主张；
但何为新材料何为旧材料的含义却处于变化之中。顾颉刚在次年（1926 年）针对当时“只要研究新的材料； 不要研究旧的材料”的倾向性主张说：
“新旧的材料在应用上虽有区别； 但在研究上是绝对不该有区别的”； 所以要对“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 下至今日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 一律收集；
作平等的研究”④。对比前后两说； 可知顾氏1926 年说的是材料本身的时代新旧； 而前面所说的似乎是材料呈现在学者眼前的新与旧；
其实恐怕更多是以学者的观念来区分材料的新与旧； 两者表现类似而其实质相当不同。且时人正是要对新旧材料“定轻重、分先后”；
具有“新眼光”的学者有意无意间宁愿研究或使用“新材料”的倾向那时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在不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