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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6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的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当日，彭德怀即命令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向宁夏地区进军。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下，兵分三路直扑宁夏。9月2日，解放战争后期著名的宁夏战役拉开了帷幕。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迅速歼灭国民党宁夏兵团三个军，于9月19日逼近宁夏首府银川市。
面对着兵临城下之势，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部属卢忠良、马全良、马光宗、马光天等于1949年9月20日下午3时许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发出求和通电。21日下午，彭德怀复电，“廿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员，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员接洽。”9月22日上午，马鸿宾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复电指示，召集国民党宁夏兵团诸将官及党政界人士紧急议事。当天下午，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三位代表乘车离银前往中宁。是日，马部贺兰军、第十一军等数万军队开始溃散。23日上午，国民党宁夏军政界三位代表抵达中宁后，解放军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等对他们归向人民表示欢迎。此时，溃散殆尽的数万名马部散兵游勇四处抢掠，黄河以西地区秩序大乱，马部已无力执行协议。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伯祥到吴忠堡解放军处避难，请求尽快入银川安定秩序。马鸿宾致电彭德怀，报告军队已溃，要求解放军早日入城。在宁夏各方的一再请求下，彭德怀批准第六十四军派一个师先入银川维持秩序。
当日，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受命由仁存渡渡河接管银川，银川人民迎来企盼已久的解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入银川城后，随即组成以杨得志司令员为首的市军管会，并任命马鸿宾为副主任，出榜安民。
银川解放一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日下午5时许，一封匿名信函寄到了第十九兵团司令部，随后即被送到了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的案头。
这是一封举报函件，全文如下——
敬启者：惊闻有不法之徒胆大妄为受某方指使图谋行刺解放军杨司令，该刺客年约三十岁，身高约一公尺又七十余公分，国字脸，络腮胡子，浓眉大眼，操西北口音，据称枪法极准。
潘自力一看之下，马上意识到了这封函件的分量：谋刺杨得志司令员，这是一起特大案件！不过，这封举报信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呢？潘自力是一个具有丰富经历的老革命，1923年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年后转为中共党员。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比一般革命者丰富的经历：先当兵，后读书，曾赴苏联、法国留学，1928年即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组织过武装起义，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参加了著名的长征，先后从事过组织、宣传、政治工作。凭着这些丰富的经历所积累的经验，潘自力在稍一考虑后，随即对手头的举报信作出了反应：其举报的内容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当真的来对待。
于是，潘自力向他分管的兵团保卫部下达了紧急命令：联合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对举报信所言内容进行严密调查。
第十九兵团保卫部股长兼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科长南鸣秋受命负责组建专案侦查组调查该案，他从兵团保卫部和军管会公安部各挑选了两名人员，五个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这五人中，除了侦查员小许是银川当地人外，其他都不是银川人，甚至也不是宁夏人。但他们并不缺乏侦查经验，因为组长南鸣秋和其余三个组员尽管年龄都未超过二十六岁，但之前都曾在延安的边区政府公安部、延安市公安局以及中央社会部历练过。而二十三岁的小许之前则曾受中共地下党指派打入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做过四年刑警，此次奉命随十九兵团来银川参加警察系统的接管工作。因此，当晚他们五人碰头研究案情时，都认为这个案子的侦查难度不是很大。
之所以有这个念头，除了上述的资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银川当时的情况。如今的银川市区，跟其他省、自治区首府相比，人口数量尽管可能还是显得不怎么起眼，但已经拥有了八十多万人口，城区也像模像样，听说还修建了星级厕所。而旧社会时的银川，那是如今的人简直无法想象的。历史上的银川，是我国塞上一座名城和军事重镇，素有“塞上江南”果园城之称。但由于银川在历史上，饱经了数不清的战乱与灾荒，特别是国民党马鸿逵统治时期，残酷的压迫剥削，成年累月抓兵抓夫，迫使老百姓逃离古城到外省谋生或流落沙漠荒原，使银川变成了一座“无风三尺尘，雨过泥没胫，臭坑随处是，蚊蝇集成群”的破烂城。当时有首民谣形容银川城越变越小：“一条马路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衙门打屁股，全城都听着。”这首民谣虽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也差不多，银川城短短的一条小街上，仅有少量店铺；而工业更少得可怜，全城除国民党第十五路军建的一个小修械所和一座小发电厂外，仅有几家陶瓷、毛毡、碾米磨面的小手工业作坊。1949年第一野战军解放银川时对人口作了一个统计，全市人口只剩下三万六千多人。
三万六千人口，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发达省市的一个城镇的人口，所以，对于有过侦查实践经验的南鸣秋等人来说，他们有理由相信能迅速将谋刺杨得志的阴谋查个水落石出。
具体如何调查？专案侦查组决定同时分两步进行：一步是从国民党散兵游勇中去摸情况；另一步是查摸这封举报信的来源，找到写信人后顺藤摸瓜予以调查。
次日，1949年10月2日，专案组正式开始着手调查。
侦查员王必庭、党大旺、麻志清三人前往解放军十九兵团“国民党溃散军政人员集训大队”调查，这个集训大队当时集中了在宁夏战役中溃逃在银川地区的国民党军官兵和地方政权官员大约1800多人。这些人员被集中起来，由解放军予以看管，给予和解放军相同的生活待遇，统一作息时间，接受政治教育，登记各自身份，交代个人历史，揭发他人问题。到10月2日时，这个集训大队才开张了五天，但已经完成了人员登记和分班，王必庭等人登门，就能够按照花名册查看最基本的情况了。这些情况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身份、党派和曾经从事过的职业（含担任过什么职务）。
侦查员的思路是，举报信上说刺客有两个特点，一是“受某方指使”企图实施行刺；二是“枪法很准”。“某方”，显然指的是中共的敌对方，那就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或者业已败逃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所以，从已经登记的集训人员中寻找跟国民党特务系统或者马鸿逵有关系的，或许就能提供线索。此外，这些集训人员中显然也有“枪法很准”的官兵，也许他们对于同为“神枪手”的昔日同僚存有特别记忆，提供出来可能就是刺客。
王必庭三人循着这个线索在花名册上找到了三十七名可能的知情人，这些人员都是曾在国民党“保密局”、“中统局”特务系统或者马鸿逵手下供过职而又具有一手好枪法的角色。侦查员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要求他们回忆以前的熟人中是否有符合上述两条件的。如此折腾了大半天，获得了五十多个姓名。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的调查情况，那是组长南鸣秋和侦查员小许，他们去了银川邮局。
这里需要说一下那封举报信的信纸、信封的情况：信纸有点怪，是用只有两指宽的毛边纸代替的，拿在手里就像展开了一根软软的薄布条；信封是旧牛皮纸糊制的，没有贴邮票，奇怪的是邮局就在空白处盖了一枚邮戳后免费送达了。
邮局当时属于军管对象，进驻了两位军代表，南鸣秋和小许过去后就去找了他们。军代表不管业务，于是就请来了一位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的协助下，侦查员弄清了举报信的邮寄情况：这封信是在邮局门口的邮箱里开出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没有落款无法退回的未贴邮票信函，是应该投递的，但必须向收信人收取同等邮资。但邮局工作人员见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就没有按照惯例办事，盖上邮戳后放在其他寄往十九兵团司令部的信函里一起送了过去。
那么，邮局是否可以判断寄信人是哪个范围的？邮局方面介绍情况的人报以无奈的苦笑。
这样，当两路侦查员返回临时办公点汇总调查情况后一合计，就发现侦查的难度了：第一路虽然获得了五十四名符合刺客条件的名单，可是提供者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目前身处何处，死了还是活着，少数说得出下落的，也是缺乏可操作性，不是已经逃离宁夏，就是早已去了台湾。而第二路对于邮局的调查，那简直就是等同于没有调查一样了。
专案组长南鸣秋这时才算意识到这件事似乎是有些难度的，于是就说，让我们从这封信件的内容来分析，从中判断写信者的情况。
举报信件是用铅笔写的，从笔迹看，写信人的文化程度大约在小学五六年级左右，而从行文语气判断，这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写信人是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的，所以估计年龄可能在三十岁上下。再看信纸、信封，用的是狭长的毛边纸和旧的牛皮纸，这说明写信者的手头平时没有现成的信纸信封，临时就地取材解决了信纸信封问题。
侦查员党大旺一边听其他人作着分析，一边把信封捏成椭圆形往里看，发现另一头底部重叠处的封口粘合处夹层间似乎有字迹。一说，南鸣秋就让把信封拆开。小许以前在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时曾经干过邮检员，这件事非他莫属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