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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物化名重重有关系吧。程祖怡当时担任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兼管国际台。他被捕后旋即叛变，又供出了其他五名报务员的姓名、住址和全部六部电台——也可能是三部——的位置，从而使敌人一网破获了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据毛齐华回忆：当敌人破获这些电台设备时，还惊奇地说：想不到没有工厂设备，凭手工能制造出这样小巧玲珑、高效率的发报机。这样一来，江西苏区的党中央不仅失去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更失去了经由上海地下电台中转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再说说一个典型的中共叛徒人物陈蔚如。1932年6月，敌人破坏了印刷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地下印刷厂，负责人陈蔚如被捕。不久，陈蔚如秘密自首。这样的人物一旦自首叛变，都会想方设法扩大对中共组织的破坏，来求取升官发财，比起原本的敌人来的更为凶狠。受已调往上海筹建特工总部上海区的史济美指使，陈蔚如继续在中共内部活动。
7 月上旬，陈蔚如在四马路遇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尹某，遂谎称自己被捕后，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几个组织。他还说有封信要请对方代转临时中央，并与尹某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过了两星期，两人再次见面时，陈蔚如便将预先拟好的信交给尹某。尔后，他故意说：“你穿的怎么还是这套条子斜纹布短衫，太马虎了！这样的话，你到哪儿都太打眼，怎么能在上海活动呢？”尹某一听，先是觉得羞赧，随即嗫嚅着说没钱买衣服，陈蔚如便把他引到特务黄柏生作掩护所开的成衣店，帮他挑了几件新衣，趁机将他交给黄柏生跟踪。不久，尹某被逮捕。几天后，临时中央派人跟陈蔚如接上了头，说过几天会有人跟他联系，并留下联络暗号，还给了他十元钱生活费。第三天，果然有人到陈蔚如家里来联络。陈遂以谎言敷衍，并借口买点水果招待来人，赶到外面报告了守候在外的史济美，要他派人跟踪此人。
两天后，此人在法租界西门里25号被急于邀功的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和上海市党部“肃反专员”黄永华抓获，并搜走一大箱文件。经审讯，此人是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李必刚。陈蔚如知道此事后，向史济美大发牢骚，说本来还可顺藤摸瓜、抓到大鱼的，真是太可惜了。1932年9月，陈蔚如又参加了侦查破坏小沙渡路中共沪西区委的活动，逮捕区委干部朱秋白夫妇。朱秋白以后自首，也成为“中统”特务，并被徐恩曾点名，协助顾顺章编纂特工教材。11 月，朱秋白又协同史济美破坏了团中央机关，逮捕了胡大海、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四人先后自首。1933年4至5月，胡大海等两度参与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机关，逮捕了鲍志明、高其度、王忆马等人。这年10月，陈蔚如被“红队”击伤，此事引起了上海区特务们的恐慌。徐兆麟因害怕被“红队”暗杀，匆匆向徐恩曾要求调离上海。不久，韩达接手上海区，并将伤愈的陈蔚如提拔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
史济美、徐兆麟、韩达并不把邝惠安看做是真正的对手，而红队领导人邝惠安却是他们三个的死对头。邝惠安是广东人，1925年“五卅”大罢工时到上海，同年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决定他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名由他接任“红队”队长一职。韩达被徐恩曾从特工总部北方工作局调任上海区区长的时间是在1933年底。次年6月，韩达经由内线“细胞”盯梢，一举破获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以及刚从中央苏区迁回上海的中华全总等重要机关，抓捕了包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中华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三人在内的十六名中共高级干部。中央特科“红队”怀疑是内部报警员出卖情报所致，故对此人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居然在韩达派人重重看护下，枪杀了此人。此事激怒了韩达，他发誓一定要破获“红队”，把这支突击队的队员们一个个绞死！南京的徐恩曾接到韩达的报告后，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回电韩达，限令10天内侦破此案，捉拿“红队”队员一体归案。
我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长期安兵不动，却可以在十天之内灭此全军，我不能不怀疑红队和白队在此前达成一种什么样的“默契”，而邝惠安的行动本身打破了这种平衡。
此时已是1934年11月底。然而，韩达、陈蔚如侦骑四出后，却丝毫找不到“红队”的踪迹。正当韩达、陈蔚如及手下特务们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时，这天，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向他们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说他在街上邂逅了张阿四，此人已失踪了近一个月时间，目前正在“红队”接受训练。韩达、陈蔚如听罢，紧蹙的眉头顿时松弛了下来，脸上绽出了久违了的笑靥。原来，张阿四是一名早已秘密自首的内线“细胞”，隶属沪西分区，由苏成德直接掌握。但这年10月份以后，他却神秘地失踪了。这天，苏成德无意中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与他邂逅。张阿四一见是苏主任，忙心慌意乱地解释道：“10月份，我被中共调入了沪西区委，接着又被区委选拔到‘红队’，进入秘密的射击训练班，在北泥城桥东堍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灶披间里，专门学习使用手枪。白天训练，晚上就睡在灶披间，绝对禁止外出，所以，我一直无法跟你们取得联系。这几天，训练班已结束，我因成绩合格，被收编进了‘红队’作预备队员，故而自由了许多，可以请假外出活动了。
就这样，还是因为细胞“张阿四”，邝惠安被捕了，他的故事是可以拍一部精彩电影的。几乎就在同时，红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均遭到逮捕，亦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关押。到下午，其余三十名“红队”队员也全部在马路上被捕，并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与邝惠安等关押在一起。韩达、陈蔚如闻此喜讯，不由弹冠相庆，并当即给南京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拍去电报邀功。可以设想一下，红队在最盛大的时期，也不过就四十人，这一次，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的红队几乎全军覆灭，来的太迅猛了，也来的太凶猛了。邝惠安等三十七人以“谋杀罪”被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乎在邝惠安牺牲的同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刘仲华于3月份自行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又命王世英重组专门惩处叛徒和奸细的“红队”。为不辱使命，王世英迅速抽调一批身强力壮、枪法娴熟、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重新组建了“红队”。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1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4年考入国民第二军学员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参加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1928年组织皖北暴动。暴动失败后，一直在阎锡山部活动。直到1931年10月到达上海，找到党组织。
1935年7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保存下来的领导在上海已无法存身。上海临时中央局只好决定让这些领导人离开上海或转移到苏联，并决定由王世英负责的“红队”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处境已愈加险恶，不仅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了联系，而且活动经费也极度缺乏。王世英代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后，为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做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据说，此前，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按照负责人刘仲华的指示，于这年夏天重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并向中央苏区发出联系讯号，但一直未得到回讯。1936年初，毛齐华辗转抵达瓦窑堡时，当即问周恩来是否接到过上海发出的电台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得这些了。
虽然处境日益险恶，王世英抱着对党的坚定信仰，仍一如既往地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剩余人员继续坚持斗争，并设法开展工作。8月26日，王世英接到王明、康生 5月3日和5月5日自莫斯科费尽周折转交过来的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王世英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将临时中央局的人员转移到天津。同时，为便于联络，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交通站，由邱吉夫（化名小张）负责，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的工作点的联系。
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这年中秋节过后不久，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和张瑞英（聂荣臻同志爱人）也离开上海，转移到了天津。他们住进天津旅馆的翌日，王世英就赶去接待了他们。以后，王世英通过中共华北局的同志，将他们辗转经北平、郑州，安全地送到了西安。此后，毛齐华先后在杨虎城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零六师驻西安办事处进行了抗日活动，直到1936年初，才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
不久，上海交通站遭到破坏，邱吉夫被捕。从此以后，上海仅有原属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管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一枝独秀，坚持着对敌斗争。
抵达天津后，王世英一直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