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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在此情况下，“说服对象”自然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劝降特务就开始威逼利诱，宣传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通常非常明显。因为“说服对象”多是中共基层党员，与中上层干部不同，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第二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
这种方法后来被汪伪李士群部照例搬用，因为李士群也是中共叛变过去的人，中共的一套他也懂。
特工们利用这个内线“细胞”，顺藤摸瓜，寻找中共党内的纵深组织关系，一个一个地进行反方向的突破。为了便利内线“细胞”在中共开展活动，徐恩曾还规定，凡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各地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内部扫清道路。后面说到的陈蔚如便是一个“细胞”的典型。当内线“细胞”侦查到一定的程度，徐恩曾便会下令一网打尽。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时间里，徐恩曾领导的特工总部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达到了可以用“白色恐怖”来形容的程度：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多次遭到破坏，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捕，中共江苏省委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团中央机关也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对共产党人的危害，莫如徐恩曾一人，我本人以为远远超过了后来的戴某人。
顾顺章的被捕使得徐恩曾的特务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蒋介石还亲自为自首后的顾顺章说过“党国需要顾顺章这样的人”的评语。从此，徐恩曾对顾顺章恩宠有加。
领受党务调查科训练工作的顾顺章一面抓紧编纂各种特务训练教材，一面主持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为了加快编撰特工教材的速度，徐恩曾特令徐政、章志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助顾顺章进行整理，很快弄出六册教材，约五十万字，分别是《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这六册教材后来以“特工圣书”作总书名，成为国民党特务训练工作的“圣经”。在编纂特工教材的同时，顾顺章又在调查科举办了第一期特务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人员仅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训练班场址就设在瞻园里的妙静寺，寺北面的一片旷地被作为技能培训场所。尽管时间短、人数少，但训练的质量却出奇的高。因为顾顺章拿出了浑身的看家本领：以原在苏俄的受训为理论基底，以在中共时期领导特科的工作为实践。如史济美受训完，即于 1932年6月被徐恩曾派到上海筹办调查科上海行动区，至1933年6月被“红队”邝惠安刺杀死时为止，竟在一年的时间里，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密捕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在租界公开绑架红军师长陈赓、逮捕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以及丁玲、潘梓年等人，一时被誉为“中统”特务之明星。
这一期人数增加到了二十名。顾顺章还想出了几个点子，供陈立夫、徐恩曾参考：（1）以组织对组织。说白了，就是在上海设立强有力的特工机构，选派具有很强工作能力的重要干部去主持工作，持续不断地打击中共地下党组织，以求彻底动摇共党组织在上海的根本。（2）两钳法。主张彻底贯彻“自首政策”，通过自首分子的示范作用，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此达到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中共党组织的目的。顾顺章把他的这一套恩威并施、软硬兼用的策略，称为 “两钳法”。（3）注重并精心运用“细胞”政策。即根据共产党人的气节特点，注重提高特务的“劝降”水平，从理论上“说服”被捕人员，以期通过釜底抽薪的办法，引诱其背叛，然后再将其放回去，求得破坏范围和破坏效果的扩大。陈立夫、徐恩曾“虚心”采用上述办法后，果然收效巨大。1933年春天，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尔后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以致到了1935年年底，上海中共组织除留下一个“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
顾顺章的结局很悲惨。他先是被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借用，培训起幼稚期的“军统”特务。顾顺章遂趁这个机会，却加紧筹组他的什么“新共产党”组织。徐恩曾是什么人？国民党里最狠的角色啊，他当即指示顾顺章的手下、中共叛徒童国忠和张文农密切监视顾的一举一动。童、张二人为了洗脱自身嫌疑，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大约到了1934年的时候，徐恩曾突然下令把顾顺章关押到镇江看守所，随即又命解送苏州监狱关押。在解往苏州途中，因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和催眠术，怕他在途中施“妖术”逃跑，故临行前竟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其“妖术”。翌年，徐恩曾活动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说顾顺章有“反骨”。蒋介石当即亲下手谕：顾顺章既怙恶不悛，着即枪决。于是，顾顺章抱着创建“新共产党”的伟大“理想”而毙命于苏州监狱。
史济美是顾顺章一手培养出来的头牌大弟子。史济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接受了顾氏的反共技巧。CC系（中统）特工总部成立大半年后，陈立夫建议徐恩曾向上海派出特务进行活动。1932年6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特工总部上海区，11月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区区长，全面主持国民党CC系（中统）在上海地区的特务工作。史济美到上海后，考虑到特工总部尚系秘密机构，为遮人耳目，先是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用以改善同上海各个方面的关系。比如与上海公安局的关系。又比如与上海租界捕房的关系，这些机关都为他今后肆无忌惮的暴力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想见，当年共产党人为了结识同样的关系，又费尽多少心机，已经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了。
史济美及其继任者徐兆麟、韩达等指使特务们采用下述两种方法对付中共组织及中共人士：一是采用“三打一”盯梢方法跟踪发现目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人士为了对付特务盯梢，行动极为谨慎，他们时常回头，看看有无尾巴跟踪。而一旦发现有可疑人跟踪，便想方设法予以摆脱。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后，方才进门。为此，史济美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即先由一人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标，人稀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被怀疑；一旦目标进入里弄，第一线特务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标进弄后的动向，然后，让第二线特务跟上。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很容易使中共人士大意，以为甩掉了眼线。当然，特务在确定了目标的住址以后，并不就万事大吉，而是伪装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进行查证，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侦查的特务，一拥而上，一网打尽。
1932年12月，即史济美正式就任上海区区长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于内线“细胞”提供情报，卢福坦被密捕。1931年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后，卢福坦一度代理过总书记职务。特务们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公安局，而是带到了安静舒适的东方旅社，进行秘密审讯、劝降。卢福坦遂成为中共历史上包括顾顺章、向忠发在内的少数几个叛变投降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江苏省委以及临时中央的秘密。
1933年6月，史济美被邝惠安领导的特科“红队”除去。
1933年9月间，继任史济美任特工总部上海区长工作的是徐兆麟，徐后是韩达。徐本身就是特工总部的原情报科长。他看到史济美利用“细胞”连破大案，遂专门组织了一个“细胞”工作委员会，由中共叛徒周光亚具体负责，继续发展隐藏在中共组织内部的“细胞”，还专门研究如何培植和培训“细胞”等问题，为“细胞”进一步打入中共高层次创造条件。如沪西区的徐阿六、闸北区的姚长庚，就是在徐兆麟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区委的大权，从而有机会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情报，为上海区特务进行更大的破坏提供了便利。史济美及其继任的徐兆麟、韩达等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善于利用中共叛徒。这一点，他们大概是受了徐恩曾重用顾顺章的启示吧。1934年6月27日，由于内线“细胞”的告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同志一同被捕。李竹声被捕后，上海区区长韩达也曾派劝降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竹声。徐恩曾闻讯，要求韩达将李竹声押往南京特工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
李竹声终被劝降成功。李竹声随即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1934年10月，特务们到继任的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家里将其抓获后，还特意保持警号，结果又在他家里抓住了前来汇报工作的程祖怡。这个程祖怡，有的史料上说他叫武子明，可能和当时人物化名重重有关系吧。程祖怡当时担任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兼管国际台。他被捕后旋即叛变，又供出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