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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等，提婆菩萨多次破除外道邪说，为大乘佛教的弘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提婆菩萨在波吒厘城传道时，被婆罗门教行者狙击而入寂。
提婆菩萨的著名论著有《百论》等。
（七）大乘小乘并弘世间
公元三世纪，大乘佛教体系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日盛一日。
与此同时，小乘佛教也有相当的发展。公元三世纪末，北印度鸠摩罗驮建立小乘经量部。经量部是小乘二十部派中形成最晚的一支。
经量部是有部的分支，但其认同大众部“过末无体”的知见，以破除有部“三世实有”之说。此派视经藏为正量，因而得名经量部。经量部建立后，也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小乘的主要部派之一。
公元三世纪至四世纪初，康僧会、支疆梁、耆域相继入交州弘法。佛教在交州也开始逐渐兴盛起来。
公元三世纪，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并弘的时期。
第五章 汉晋时期的佛教
（一）格义佛教
佛教初入中华时，中华众生不明其义理，仅以求世间福为奉佛之目的。
一些中华的知识分子，因觉得佛教之中有部分义理近似于道学，而首先接受了佛教。
而当时的东汉政府帝王将相等，奉佛之目的也无非求治国久安、飞天升仙等。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华，对佛教并无正确的认识。
为了传播佛教，为了中华众生能对佛法生起亲爱心，初入中华的大德们相继以道学语言汉译佛典，以使华人易于接受。如支娄迦谶将“真如”翻译成“自然”、“本无”、“璞”等。这就是所谓的“格义佛教”。
公元二、三世纪，中华本土的佛学著作和佛经注释也相继流通，其中也充分体现出当时格义佛教的情况。如《牟子理惑论》。
牟子（牟博）是东汉苍梧（广西梧州）人，锐志于佛道，也兼研《老子》、《五经》等学，熟谙中华的正统思想。佛教初入华夏之时，中华一些儒家攻击佛教。有的说佛教非儒典所载，为“夷狄之术”。有的说佛教弟子“出家毁容，不合孝道”。如此等等。《牟子理惑论》就是以儒典和《老子》来回答时人的疑问，以证佛教的学说。如针对所谓“夷狄之术”答之以“君子博取众善”，所以“书不必孔丘之言”；何况“禹出西羌”，“昔孔子欲居九夷”，华夷界限本就是相对的。所以，对佛教“尊而学之”，并不意味着“舍尧舜周孔之道”。针对毁容不孝之说，答之以沙门“修道理”、“崇仁义”，与圣人无异。“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更是大孝。如此等等。
《牟子理惑论》后来传入交州（越南北部），是佛教传入交州之始。
格义是佛门大德初入华弘法时的一种方便，其作用是使中华众生易于生起亲爱之心而接受佛法。在佛教初入中华时，格义确实对佛教在中华大地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不因为格义而能说明佛教与道学等同。格义虽使中华信士迅速生起了信心，但却不能真正说明佛教正理。因此，佛教初入中华时，中华信士由于格义而多将佛教与“黄老”之术混淆，不能得到佛教的真实法益。这也就是以后的许多大德反对格义的原因。
（二）曹魏佛教的兴起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汉朝的统治。各地列强纷纷兴起，形成了许多政治军事集团。随着各大集团的不断争战，相互兼并，最后形成了曹、刘、孙三大集团。
公元三世纪，曹氏在洛阳建立魏国，取代了汉朝。不久，刘氏在成都称帝建立蜀国。孙氏在建康（南京）建立吴国。这一时期，史称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观念也逐渐崩溃。曹魏的奠基人曹操，在开创基业的过程中也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大胆起用有真才实学却不被儒学正统所认可的人。这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另外，何晏、王弼以《老子》思想，解释宣说《周易》、《论语》等，也开始有了新的思想系统。由于其立意玄远，不重务实，所以被称为“玄学”。
在玄学兴盛的同时，佛教也在魏、吴等境内大兴起来。
三国时期，研究佛教《般若》已成为独立的学问，称为般若学。魏、吴境内，讲习般若学已有了相当的影响。在魏国境内，出家僧人已很多。
但曹魏佛教虽兴，但道风未正，戒律松散。昙摩迦罗入华译经弘法，方使佛戒兴于中华。
对于昙摩迦罗传戒的事迹，《高僧传》中这样记载：
“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亦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三）支谦
相对曹魏来说，东吴的般若学更加发达。支谦是东吴佛教的主要弘扬者。
支谦是三世纪末大月氏人，初随族人迁居中华河南，通晓六国语言，后依止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学法，饱览群籍，而被称为“智囊”。
当时中华战事频繁。为避战乱，支谦进入东吴。孙权闻其名望，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支谦在东吴期间，弘大乘教义，译经颇多，其主要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经》等。
支谦还汉译了记述释尊本生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也很有影响。
另外，支谦还改定由前人所译，在当时传播很广的《法句经》，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造赞菩萨连句、梵呗，并注解过《了本生死经》等。
后至太子即位时，支谦归隐，遁入山中，净持戒律，潜心修行，六十岁时入寂。
支谦在吴期间，公卿士大夫从其皈依者很多。支谦对佛教在东吴的弘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竺法护
竺法护是在西晋最主要的弘法译经僧。
竺法护（昙摩罗刹）衣籍大月氏，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拜年竺高座为师。竺法护除诵佛经外，不定期博览百家之说，后见关内京邑虽礼拜寺庙、图像，但大乘经典未备，于是西行求法，遍通诸国语言。
西晋建立之年，竺法护携大量胡本佛典回东土，居于长安，广译佛经。
竺法护汉译经典很多，有百余部，其主要有《光赞般若经》、《普曜经》、《大哀经》、《度世品》、《持心经》、《首楞严经》、《贤劫经》、《维摩经》、《无量寿经》、《正法华经》等。
其中《正法华经》的汉译，中华众生才开始听闻到观音之名，而且极具灵验。中华众生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由此而始。
竺法护在西晋精勤修道，广布德化，七十八岁时（四世纪初）入寂。
竺法护的弘法译经，为中华佛教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高僧传》中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功也。”
（五）老子化胡之争的起始
在西晋弘法的主要人物还有帛法祖。
帛法祖名帛远，姓万，河内（河南沁阳）人，深研佛经，博读世典。
帛法祖在长安建造精舍，以讲习佛教为业，汉译《弟子本》、《五部僧》等佛经，曾注释《首楞严经》。僧俗在帛法祖门下受法者千人。西晋河间王非常敬重帛法祖。
帛法祖的威望很高，“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帛法祖入寂后，其舍利为“群胡”共分，在各地起塔供养。
当时天师道的祭酒王浮，常与佛教争邪正，但每次辩论都被帛法祖击败。王浮深感屈辱，嫉愤之余，伪作《老子化胡经》，谓老子西入天竺化为佛教之祖，以抬高道教，贬低佛教。
此经一出，立刻遭到众佛徒的论难，从此展开了激烈的“老子化胡之争”。
第六章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
（一）道安
道安，俗姓卫，公元四世纪常山五柳（河北正定南）人，早丧父母，十二岁出家。道安虽神智聪敏，但相貌丑陋，出家后被驱役于田宅，劳务数年，但却精进不懈。
后来，道安来到邺城，拜佛图澄为师学律。为逃避战乱，曾到护泽（山西阳城）、飞龙山（山西浑源西南）、太行恒山（河北阜平北）、王屋女山（河南济源西北）等地。四处弘扬佛教，收徒授法。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后来道安为避北方战乱，追踪晋室，率弟子四百余人来到东晋。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奉以王公待遇。
应东晋名士习凿齿之请，道安居于襄阳弘法。道安弘法，不用神通或威势压人，而是斋讲不倦，以理服人。这在当时影响很大。道安注重宣说《般若》，曾为《道行品》作《集异注》，为《般若放光品》作《析疑难》、《析疑略》和《起尽解》，为《光赞般若》作《析中解》和《抄解》。诸如此类，道安作了许多著作。而且，道安还破除旧时流行的“贵无贱有”，“卑高有差”的知见，提倡“本末等尔”，“有无均净”。
北方前秦主苻坚南侵东晋，围攻襄阳时，道安遣散了徒众。后道安的许多弟子在各地都成了佛教的领袖，其中著名的有昙翼、法遇到江陵；昙徽到荆州；慧远入庐山等。道安本人留于襄阳城中。第二年，秦兵破襄阳。苻坚对道安十分敬重，将道安带回长安，安置在五重寺中。苻坚当时非常欢喜，说道：“吾以十万人取襄阳，得一人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
道安在长安时，大行法化，从学僧众数千。苻坚还令国中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道安成为北方的佛教领袖。当时京兆传言：“学不师安，义不中难。”
道安曾劝苻坚不要南争东晋，但苻坚不听，后在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