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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玄奘借机来到兰州，宣讲《涅槃经》、《摄大乘论》和《般若经》。一些西域人士听后，回国宣传，使玄奘在高昌等国十分有名。
后来，玄奘偷渡出国，在西域得到了高昌国王的礼遇，并在高昌国王和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帮助下前往印度求法。
玄奘游历印度各地，遍访名僧大德，后入那烂陀寺，拜戒贤论师为师，听受《瑜珈师地论》，又听受了《显扬圣教论》、《顺正理论》、《俱舍论》、《集量论》、《因明正理门论》、《中论》、《百论》等论。因学问优秀，玄奘被尊为那烂陀寺十德之一。此后，玄奘用十二年时间，游学各处，参访名贤，寻求梵本经典，后再回那烂陀寺，奉戒贤之命宣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
玄奘游学印度时期，印度各宗佛教正处于激烈争论之中，其大乘二宗则以在观宗师子光论师和唯识宗戒贤论师的争论犹为激烈。于是，玄奘造《会宗论》，以调和大乘中观、唯识二宗，平息了二宗的争论，得到戒贤论师和诸多大德的赞许。玄奘在印度也名声大振。中印度戒日王请玄奘破除当时小乘正量部论师般若鞠多所造的《破大乘论》的异说，于是玄奘造《制恶见论》，折服对方。玄奘从此在印度名声大振，被印度佛教界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后来，玄奘辞别了戒日王，东归中土。自离华西游，历经十七年时间，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
玄奘回国时，唐太宗已对佛教越加重视、敬仰。朝庭给予了玄奘非常高的礼遇。唐太宗在长安会见了玄奘，并赐玄奘“三藏法师”的称号。
回国后，玄奘在长安大慈恩寺弘法，汉译了《大般若经》、《瑜珈师地论》、《大毗婆沙论》、《俱会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经典，并应唐太宗之请，造《大唐西域记》，记述西游见闻。另外，应东印度童子王欲了解中华宗教之请，玄奘还将中华道学经典《老子》译成梵文，传到了印度。
玄奘回国后，大弘唯识法义，建立了大乘法相宗佛教，于六十五岁时入寂。
另外，玄奘的得意弟子慈恩大师窥基，造《瑜珈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等著作，广弘唯识，为建立法相宗佛教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因玄奘、窥基在大慈恩寺弘法，建立法相宗，所以法相宗又称慈恩宗。法相宗主要宗承印度护法论师的四分唯识教义，广宣万法唯识的法义，认阿赖耶识如种子，能生心色等法，万有皆为识所变现，诸识的转变，唯由阿赖耶识而起。法相宗所依持的根本经典有《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华严经》、《入楞伽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集量论》等。大乘法相宗佛教，成为了中华唯识宗佛教的代称。
（九）唐太宗推崇佛教
随着唐朝政权的日益稳固，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对外的联系。此一时期，唐太宗与唐朝政府对佛、道二教的政策也开始改变。
唐太宗曾到弘福寺，为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诚心皈依佛教，自称菩萨戒弟子。唐太宗对寺僧说到：“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玄奘西游归国时，唐太宗为玄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活动，对玄奘的译经弘法活动给予非常大的支持，为法相宗佛教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唐太宗还遣使与对佛教作出很大贡献的中印度戒日王修好，戒日王逝世后，国内大乱。唐太宗的使者王玄策联合吐蕃（西藏）和尼泊尔起兵平定了这次大乱。
唐太宗晚年，崇信佛教，成为佛教的护法。唐朝的佛教，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发展很快。
（十）佛教中心东移中华
在玄奘西游的时代，印度的佛教虽然在中印度和南印度十分兴盛，但在其他地区，外道占明显优势。
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向东征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斯兰教主要教义有五信、五功等。五信：第一为信安拉，谓信安拉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唯一的主宰；第二为信天使，谓信天使是安拉用光创造的妙体，为人眼不能见，受安拉驱使执行法令；第三为信经典，谓信《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是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第四为信先知，谓信安拉曾派许多传布安拉之语的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第五为信后世，即信末日审判，谓有一天在世界上活过的人都会复活，接受安拉的审判。五功是伊斯兰教徒的基本功课：第一是证言，即用阿拉伯语念诵：‘我作证，除安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任何人接受这一证言并当众念诵就可成为穆斯林；第二是礼拜，每日向麦加方向礼拜五次，每周一次星期五聚礼，每年举行会礼，身体清洁是礼拜的条件；第三是斋戒，每年伊斯兰教历九月斋戒一月，每天从日出前到日落禁食止饮；第四是天课，施舍行为；第五是朝觐，每个穆斯林在身体健康、经济许可、旅途平安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
从公元四世纪，新兴起的印度教开始形成。公元七、八世纪，印度逐渐定形，宗教地位不断提高。
印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以梵为唯一最高神，主要教义有种性分立、吠陀天启等，以遵循种性义务持戒祭祀、证梵我一如、虔信神的信爱为解脱之道。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兴起，加之其他外道的发展，佛教在印度已不占主导地位。
而此一时期的中华，佛教在隋、唐时期却发展极快，大德辈出，兴盛非常。
印僧那提游历印度各地、师子国和南海诸国，来到唐朝，对唐朝佛教的昌盛感概不已，说道：“脂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称最。”
此时的中华佛教，兴旺发达，已居世界第一。自此，中华成为了娑婆佛教的中心。
（十一）佛教传入吐蕃
公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以拉萨为中心，建立起吐蕃王朝。
为巩固吐蕃王朝的统治，松赞干布与周围各国广为修好，并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入藏。
尺尊公主与文成公主都虔信佛教，入藏时都携带了佛像。于是，松赞干布建小昭寺与大昭寺，分别供养尺尊公主与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并集汉、印、藏、尼等国人，翻译了《宝云经》、《观音六字明》、《吉祥天女法》等佛典。
松赞干布还依佛教十善原则制定了吐蕃的律法。
第十一章 盛唐时期的佛教
（一）慈藏与新罗佛教的兴盛
慈藏，公元七世纪新罗国人，出生在贵族家庭。
慈藏曾率弟子十多人入唐求法，后带着佛经、佛像回国，受到新罗政府的礼遇，被封为“大国统”，管理新罗佛教事务。
慈藏在新罗弘法，宣讲《摄大乘论》、《菩萨戒本》等经，并造《观行法》等著作。在他的弘扬下，新罗佛教得到迅速发展。新罗佛教的兴盛，就始于此。
慈藏还向政府建议令国人穿唐服。新罗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全国穿着唐服。
慈藏弘法期间，新罗的佛教飞速发展。政府与唐朝的关系也越加密切了。
（二）大化改新和日本佛教的兴起
佛教初入日本，是在公元六世纪，分“私传”和“公传”。私传是从梁朝司马达到日本带来佛像，在日本礼佛开始。公传是从百济使者向日本朝庭献佛像、经论和幡盖等开始。
佛教初入日本时，部分日本人反对佛教的传播，认为佛是外来之神，奉佛“恐致国神之怒”。而主张学习唐朝文化思想的众大臣支持奉佛。经过激烈争论，日本朝庭决定奉佛，使佛教在日本得到发展。
后来圣德太子颁布宪法，“笃敬三宝”被列入宪法之中，佛教发展迅速。另外，圣德太子五次派遣唐使入唐，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这为以后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础。
日本大化元年（公元六四五年），日本孝德天皇开始进行“大化改新”。第一年下召兴隆佛法，第二年推行土地国有和“班田收授法”，使日本的国力飞速发展，而佛教也在日本大为兴盛。
（三）善怀与净土宗佛教的创立
善导，公元七世纪名僧，俗姓朱，幼年出家，诵《法华经》、《维摩经》等经典，后得《观无量寿经》，觉其法为最易行的解脱法门，大为欢喜，于是开始修习十六观观法。
为进一步提高，善导往玄中寺参访道绰，并拜道绰为师，修学方等忏法，听受《观无量寿经》。此后，善导专事念佛，行持精严，日常合掌静坐，念佛圣号，力竭方止。终于，善导得念佛三味，于定中亲见净土的庄严。
后来善导入长安，大弘念佛往生净土之法。善导为弘净土教义，书写《阿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幅，结缘世间，修复寺庙，并造《观无量寿佛经疏》、《净土法事赞》、《观念法门》、《往生礼赞偈》、《般舟赞》、《五种增上缘义》以阐往生净土教义。
善导提倡凡夫往生之义，宣说凡夫乘弥陀愿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但必须具备安心、起行和作业诸种往生正因。所谓安心，即依《观无量寿经》所说而发起至诚心、深心和回向发愿心，“具足三心必行往生”。所谓起行，即身礼拜弥陀，口称赞弥陀及一切圣众的身相光明及净土庄严，心专念观察弥陀及圣众身相光明及净土庄严。以念佛、读诵经典、观察、礼拜、赞叹供养五正行，其中以念佛为正定业，读诵、观察、礼拜、赞叹供养为辅业。所谓作业，即依四修法实行。四修法为：第一为恭敬修，礼拜弥陀身心恭敬；第二为无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