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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军队中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军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经过街上时唱着圣诗，老百姓称之为“天兵”。顾乔纳单在冯玉祥将军的军队里工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
1919年12月，中华续行委办会召集全国中西教会领袖117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基督教会如何最有效地协助中国？”会议一致认为建设中国必须依赖基督教的灵性力量，有基督教灵性力量的投入，建设新中国当更完美。于是，会议发起“中华归主运动”，作为教会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中华归主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布道远方”。次年，超宗派的“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与“中华归主运动”相呼应，推动全国性的布道工作。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原称“北京证道团”），其成员有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 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响应，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她主持伯特利 医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为传福音的护士。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永盛”一名，改称“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他以“明道新民”为己任，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瑞典信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 乃是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是永远不能颠倒的。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洁凈的作为，王明道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季理斐看到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心得、信徒传记等方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深受教会欢迎。民国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教存在价值的批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能为道德之基础”，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谢洪赉早期的著作《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学一助》，“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赴法国在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与平民运动相配合。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教会主日学也推进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的男子占60％，妇女占40％。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在山东成立 。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7处耶稣家庭，大部分在华北各省。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她是倪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作发展迅速。后来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结束。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1926年9月，刚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名中国神父、3600名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它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 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听闻的非基督教运动，诚属不幸。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 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Francesca L。 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