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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十五岁那一年。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抱着极高的志愿，想要作一个大的政治家。当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在校院中散步谈话。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作什么事业？我那时年岁很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将来走到哪里就算那里。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为学莫先於立志」， 「有志者事竟成」。他既勉励我立志，我当然要听从，於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我的朋友教导我敬畏神，也引领我信耶稣，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和来生的应许，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定意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作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作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作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
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作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作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的时代作过店伙，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作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像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像片，把它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作大政治家的目的。
我开始立志要作政治家是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事。第二年的前半年间，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要我为祂作传道的工作。这种呼召一临到，立时招来我的反抗。我想我既要作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心愿，去作传道的事工，那真无异乎下乔木而入幽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道，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有些给西人教官话的先生，教了几年华语，渐渐就传了道。还有给外国传道人作饭的，打杂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为常听道，学会念几段圣经，唱几首赞美诗，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传了道。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三年留两次级的学生，学医不成，入师范也够不上，只好入学道院读两年圣经，以后到教会里传道。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材的学生。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常是藉着得奖金读书，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作传道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么？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思想，我便坚决的拒绝神的呼召。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很热心信主的青年。我每日早晨起来以后，和晚间就睡以前，必定祷告。我每日至少必定读一次圣经。就是在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我也不间断祈祷和读经的功夫。我参加礼拜堂中的每一个聚会。那时候教会的学校都是强迫学生赴礼拜堂聚会。所以学校开学的时候，每次聚会，礼拜堂中大多数的位子都是坐了学生。但一到暑假和寒假，学生们都像雀鸟逃出樊笼一样，谁也不肯再到礼拜堂中来聚会。因此礼拜堂中的位子一到假期大多数便都空闲了起来。我却在暑假、寒假中照样参加礼拜堂中所有的聚会，并且是「风雨无阻」。虽然我在每次聚会中并不能得着多少好处，但我认为一个好基督徒绝不可不参加礼拜堂中的聚会。我也参加本校学生青年会的聚会和工作。那时我在学校中可称是最热心的基督徒。可是越热心，我里面越清楚听见神的呼召，祂一定要我去为祂传道，我却坚决的推辞。那时我向神祷告说，如果神有一百条命令，九十九条我都愿意遵行，只有这一条我实在无法顺从。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去作那被人轻看的传道工作，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顺从的。
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的春季，三年多的时间我和神相争。神一定呼召我事奉祂，我坚决要作大政治家。这种战争使我心中痛苦得不能形容。我不让步，神更不让步。有些时候我不思想我的前途，心中便得着暂时的平安。但每一想起来，心中便发生极大的战斗。一次在校中有几天特别的讲道，一位热心的传道人讲到青年基督徒应当立志传道。我是最喜欢聚会的学生，那一次我却惧怕起来。只因为那时候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聚会，又因为我是校中最热心的学生，也绝不能不去参加。如果不是这样，我真要想法子逃席了。两三次的讲道使我心中的战争又剧烈起来。那三年多的时期中，心中经过了许多次剧烈的战争，苦痛得不能形容。
十八岁的夏季我应当从中学毕业。（那时还是旧制的中学，一共四年。）我想入大学的时候必须选择所要学的科目。我再不能迟延。我必须决定我的前途。因此在那年的春天，我决定仍照我几年来所抱的志愿，准备作政治家。我预备从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政治。我服膺「人定胜天」那一句话。我认定只要我决志作大政治家，便一定能作到。我用我一向倔强的作风来对付神。我作了一件「以卵击石」的愚事。
那年（1918）3月中旬生了一次大病。先是身体乏力，头觉晕眩，后来发热卧床，不思饮食。这场病经过一个多月才好起来。5月7日病痊返回学校。20日又患病，勉强支持了两三天，后来再不能支持，便在23日再回家养病。病情是一日比一日沉重。但因为争取虚荣的缘故，抱病参加6月3日至7日的直晋两省教会中学联合考试。那时已经卧病十几日之久，实在连起床都办不到，却冒着性命的危险，从东城家中乘人力车到西城校中去赴考。五天的考试，只考了两天便再不能起床，病也因此更加严重起来。当我的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心恐惧起来。我恐怕我的病再不能痊愈。我怕死，但我那时离死期已经不远。我恐惧，我失望。我懊悔不应当抗拒神的呼召。我想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到这时候不得不放弃了。我知道我抗拒不了神。我明白「人定胜天」是一句狂人的妄语。我那时在万分痛苦与绝望中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那时我的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吃了许多药都丝毫没有效用。一位伦敦会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姐姐说我的病已经没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大事，当我那无声的祷告达到祂耳中的时候，祂很奇妙的医治了我的沉疴。神藉着这两次的大病征服了我，消灭了我作政治家的野心。到6月下旬，病好了起来。6月27日学校开毕业会。校方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优良，允许我和别人一样毕业。中学四年的学业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大病方痊，身体非常的软弱。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劝我好好休息一年。但我不愿意慢了学业，坚决继续读书，因此在9月中旬便继续着入了学。
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北京一带只有两个教会立的大学，一个是北通县的协和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城内的汇文大学。汇文是美以美会单独设立的，协和却是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几个公会合办的。我是伦敦会的学生，从萃文中学毕业以后，应当升入协和大学。可是正在那年的秋季，几个教会已经决定开始把两个大学合办，地址不在通县，却在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的旧址改为璐河中学。那时中学是四年制，大学部是六年制。一二两年称为预科，三年至六年称为本科。我从中学毕业，当然是先入预科。
新的大学成立了，本科校址在东城盔甲厂，预科就在原来的汇文校址。最奇特的事就是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叫作Peking University，（汇文大学原来的英文名字，）中文的名字尚未定出，半年多之久就没有校名。预科既在汇文校址，而且与美以美会的汇文中学在一处，美以美会便把两班预科的学生都算作汇文学校的学生。我们协和的预科生当然不甘心被人唤作汇文的学生。我们便声述我们并不是汇文的学生，乃是新合办的大学的学生。
1919年的2月间，协和与汇文两校的学生为校名大起争执。汇文的学生坚持用汇文大学的名称。协和的学生认为两校是合办性质，并不是协和合并在汇文里面，绝对不能承认汇文这个校名。到4月11日，我听说决定将两个名称并用，称为「协和汇文大学」。不料几天以后汇文方面又生波折。5月8日我们听说汇文的学生结队抬了「汇文大学校」的匾去挂在本科的校门上面，因此协和的校友那天晚间在东城青年会开同学会，到有协和的肄业生与毕业生多人，大家的主张极不一致。我那时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班次最低，年岁也最幼，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