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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衔尥写驶疾。肟摇Ｎ以�4月10日同妻再到协和医院诊查，医生说确是肺病，至少需要休息几个月之久，又说如果不及早治疗，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并问我能否送她入疗养院。我回到家中对母亲和姐姐述说诊查的经过，她们坚决认为妻并没有肺病，不过是想到外边去。姐姐还对我生气。她们说她们没有到医院去，谁知道诊查的是什么结果。我请她们到医院去见医生讯问一下，她们又说她们没有时间去。这时把我急得无法形容。过几日我又陪妻到德国医院照了一张胸部爱克司光相片，把片子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姐姐看。她们又说她们看不明白，意思似乎是说我同妻合伙欺骗她们。我靠着神夸一句口，凡是与我熟识的人都信我所说的话。我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绝不怀疑我，绝不再问我这件事是否真实。母亲和姐姐本来也这样信任我。及至我结婚以后，她们竟常不信我的话，这实在使我的心中痛苦得难以形容。比这更令我难过的，是妻病到这种地步，母亲和姐姐竟认为她没有病，不容许她外出疗养。如果我强送她到外边去就会惹起不堪设想的风波。在我作难的时候，我与外边所定领会的日子临近了，只好忍着心出了门，把有病的妻子丢在家里。
5月中旬在黄县工作的时候，那里的教会请求我夏季再到黄县讲道，我告诉他们说家中有病人，因此不敢允诺。他们一听说我的妻子患病需要休养，便请我带妻到黄县去住些日子。他们中间一位姊妹愿意负责接待。6月6日我回到北京，又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妻带了出来。她一连在黄县住了4个月。11月初随我由山东南下，到杭州住了一年多。身体经过长期的休养，大见好转，1932年12月中旬和我一同回到北京。
1934年夏，岳父患胃癌，病情严重，由杭州到上海割治，恐怕发生危险，嘱内兄来信告知病况，希望妻回去看视一下。当我把这信给母亲看的时候，姐姐姐气忿忿的说，「我还要到上海和杭州去游玩一次呢。」她的意思是说岳父并没有病，不过是内兄写一些假话，好叫妻回南方去游玩一些日子。当时那种表情真令人无法忍受。我说，「父亲病危，女儿当然应该回家看视。」以后我们争论了几句。姐姐跳起来喊道，「我要拿刀杀人！」当然姐姐不会也不敢杀人。但她生起气来，什么可怕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心中焦急万分。岳父病危，妻不能回去看视，我对不住岳父。我送妻走呢，姐姐又闹着不许她走。如果我不顾母亲和姐姐，强送妻走，也没有什么作不到的，但我又不忍这样待母亲和姐姐。我焦急到一个地步，竟想要自杀。如果不是我自己作见证，阅者大约绝不会想我也起过自杀的念头。由此可以想见我当时的作难和痛苦了！后来襟兄由上海来信，说岳父的棺木已经由杭州运到上海，如果妻不快些回去，恐怕父女不能见面，要成为一生抱憾的事。我把这信给母亲看，母亲怕我会急出什么变故来，才允许我们走。我便在得信十天以后，同妻离京南下往上海。当我们临走以前，姐姐还负气早早的出门，不和我们见面。但我们到上海以后，姐姐又给我来信，说她在街上看见我同妻坐车往车站去，想招呼我又不肯，到我们走了以后，她因为使我难受，心中痛苦起来，并说她那样待我实在对不住我。姐姐始终爱我，但因为她对妻怀疑，所以她心中便忿忿不平。及至她得着岳父逝世的讣告，她才信我们并没有欺骗她。当我们回来以后，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她对妻的态度却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们一点不恨姐姐，也不怪罪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疑心病。一个病人无论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人都肯原谅他。我们看姐姐就是一个病人。她的疑心病害得她好苦，使她度了多年苦痛的生活。阅者中间如果有常怀疑人的，请你们速速悔悟，把这害你的重病带到神面前来求医治，免得自己吃苦，还使别人吃苦。
我与妻结婚以后过了一二年，彼此之间便发生了摩擦，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在几点上大不相同。我喜欢凡事整齐有秩序，她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当我未结婚以前，我能在夜间不燃灯，随手取一切常用的东西。因为我放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她却把东西随手乱放。就是在白天要取一样东西，也必须费很长的时间东寻西找。我早晨把屋子布置得整整齐齐，不到午间就会看见到处都摊放着东西。她也不是不清理屋子，但必须等地高兴的时候，便大大清理一阵，不多时候，她又弄乱了。我却喜欢每日随时清理，使屋子、院子，从早到晚总是清洁整齐的。我一看见屋子里什物凌乱，就立时心中烦躁，有时我下手清理，也有时就生气吵闹，她仍不改变她的作风，这使我更加生气。直到今日妻在这件事上仍是没有什么改变，我却很少因此对她生气了。
我最珍爱书籍。有人损坏我的别的东西，也许我还不很难受，惟独毁损了我的书籍，真是我最难忍受的事。妻却认为既可以花钱给孩子买玩具，订画报，若是孩子喜欢看书，就随手拿几本书给他玩耍，又有什么不可，因此她常拿我的书给孩子翻弄。有一次她把我的一本全国分省地图给我们那几岁的儿子玩，竟被他撕掉了一页，惹我生了一次大气。
在另一点上我们两个人的性情也完全相反，我对一切事都十分谨慎，不愿意弄出一点错误，妻却粗心大意。我每次写完一封信，至少总要细看一遍，然后寄出去。重要的信有时看两三遍才去付邮。她写完一封信，一遍不看，就寄出去，因此在她寄给别人的信中常有错字或遗漏的字。当她结婚以前在杭州的时候，有一次写好一封信装在信封里，封好口，贴足邮票，但在信封上并没有写一个字，便把它和另一封信一齐投在邮筒里。因为那个邮筒离她所住的地方很近，她家中又常有信投邮，因此邮差开出这封信以后，就拿看它来问是不是她家中寄出的，这时她才发现没有在信封上写字。我们结婚以后，有一次某处寄来一封快信，邀我去讲道，信中附了贴足快递回信邮资的信封，请我快寄回信。那时我正在外省工作，这封信竟被她大意搁置起来，既末给我转去，也未给他们回信。等我回来发现了这封信，已经过了他们所定的日期一两个月之久，害得我不但对人失礼，而且慢了人的事，只好写信说明原因，同人道歉。还有一次我在外省工作，得着她的来信，说几天以前转来了三封信，但我一封也没有收见。到我回家以后，问她是否确已转去，她说清楚记得在这三封信的信封上都写了改寄的地址。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三封信一定是在邮途中遗失了。不料过了一些日子，我竟在家中缝纫机后面把这三封信找到。我常为这一类的事发急生气。结果是什么呢，发急生气不但与事无补，而且倒弄出许多的不平安，渐渐我也就不发急生气了。
有一次发生了以下的一件趣事，妻赶着要去聚会，出门的时候顺便把一双旧皮鞋带到鞋匠那里修理。她拿了一个纸包交给鞋匠转身就要走，但鞋匠要打开看一看该怎样修理。她说「哪里损坏就修理那里好了，我急忙要走，你自己看罢。」她还没有走出几步，鞋匠把她喊了回去。原来鞋匠打开纸包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并不是皮鞋，乃是三只咸猪蹄，那是她的母亲从杭州寄给她的。她粗心大意竟到这种地步，几乎令人不能置信。以我这样一个特别谨慎的人，神竟用这样的一个妻子来磨炼我，这是多么奇妙阿！
妻不只粗心大意，她也常会忘事。有时她应许那一天到某处同人谈话，到了那日竟会忘记得干干净净，使人望眼欲穿的等候着，结果竟没有来。甚至有时她应许别人去主领聚会，到时候都被她忘记了。她也常把别人托她办理的事忘在背后，以致慢了别人的事。她有时到菜市上买了菜来，放在一个地方，便再不去看它。直到几天以后才想起来那里有菜，但是菜都烂得不能吃了。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中并不是罕见的事。她不是不爱惜物力，但她遇事不经心，以致发生这种现象。我也常会忘事，但我用种种的方法弥补这种缺点。我允诺别人什么事以后，便立刻记在案头日历上。我也为她预备了一份。她不但不用它记事，有时十天半月竟连翻也不翻。我很注重遵守时间，但她赴约会常常晚到。我觉得我教导人遵守时间，她先给人作这种不好的榜样，实在是掣我的肘，为这个我也常感受痛苦。
我们冲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因为性情急躁，言语冒失，常有时在人面前说出武断的话或传述从别人听来尚未能证实的事，我又有时说话张大其词，或缺乏体恤和同情。妻一听见我这样说，不问有没有人在面前，便当时替我纠正。我认为她应当单独的规劝我，却不应当在人面前给我难堪，因此便不能原谅她。她认为我既在人面前说错了话，她便有在人面前为我纠正的必要。过了许多时候，我承认我确实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纠正我的过失。如果我在言语上谨慎，自然不会再遭遇这种难堪了。
写到这里，我必须警戒阅者不要效法我的妻子。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我们看见弟兄有过失，第一步是单独劝告他。（见太十八15…17）。那是因为人都有肉体，都顾全颜面，如果你操之过急，会使他羞恼成怒，帮助不了他，也许倒伤害了他。别的姊妹更不可效法我的妻子。她的丈夫能接受这种纠正，别的姊妹的丈夫也许不能接受。（我信绝大多数的丈夫是不能接受的）。我的妻子因为知道她的丈夫能接受，她的规劝也很合理，所以才这样作。别的姊妹还不清楚知道丈夫的程度，她们的规劝也不一定正确合理，若贸然效法我的妻子，就不免要画虎类犬，惹起事故了。效法人切不可只学外面的事，却不注重里面的事。
古书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