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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回到北京，20日得杭州刘德森先生的快信，说杭州有些信徒在夏天听我讲道很得帮助，因此杭州各教会商定在10月间开七天的联合聚会，邀我去讲道。经过两天的祷告，我回信允诺他们自10月18日起在杭州开始聚会。我决定10月15日离京南下。不料到了10月间江浙两省发生战事，沪宁、沪杭两路都不通车，无法南下。24日与一位认识不久的人谈话，听见他说他的弟弟由天津乘海轮往上海，我忽然想到既有海路可走，为什么不乘船南下？那时战事已经转到津浦线上；江南的沪宁、沪杭两路已经恢复通车，一到上海，再有几个小时便到杭州了。既决定由海路南下，便在12月27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1日夜间到了杭州。自11月4日起，在杭州信一堂全城各教会联合的聚会中讲道七天，会中负责的人因为我与刘先生已经很熟，就托付刘先生夫妇招待我，因此我便第三次住在刘先生家中。
杭州的聚会是11月4日开始的。次日晚间聚会的时候，弹琴的一位太太因为有事没有到会，临时请刘先生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我同刘小姐虽然已经有过二十几天的认识，但我听说她只有十六七岁，并没有注意她，看她不过是一个孩子。我一向认为年岁相同男女才可以结婚，纵使相差，也不能超过一两岁。我们二人的年岁既相差八九年，自然不会想到婚姻的问题上去。当我看见她坐在那里弹琴的时候，忽然发现她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身量高大，装束也和成年人相同，梳了一个圆头，穿了宽大的袷袄和裙子，她乃是一个大人。（她那时正在学校教书）她虽然在圣公会所办的冯氏女校共有十年之久，也一直是在圣公会的信一堂聚会，但从来没有在那个礼拜堂中弹过琴。那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就是那一次的弹琴，使我开始看见一件以前未曾看见的事——她是大人，不是孩子。
我前后三次住在刘先生的家中，蒙他们夫妇的关心爱护，已经感到一种属灵的温暖。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我的母亲疼爱我，我和姐姐的感情也很良好，但我在家庭中根本呼吸不着属灵的空气。母亲和姐姐对那与我们同住一院的姨母感情相当不佳，对邻舍也是彼此猜疑争吵。我在家中每天所见所闻的事都使我疾首痛心。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和谐，没有体谅。母亲只知道爱她的两个孩子。姐姐只知道爱母亲和弟弟。我除了爱母亲和姐姐以外，还愿意爱在我旁边的人。但母亲和姐姐认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可爱。从我悔改得救以后，在家中所见所闻多是使我痛苦难过的事。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三天以后，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於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於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於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於失望及陷阱中！」（1925年11月8日日记）。
11月12日离杭州往崇德县工作，16日到嘉兴，这几天内，心里反复思想这件事，那天日记中记着说：
「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於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1925年11月16日日记）。
11月25日再回到杭州，自27日起，应冯氏女校的邀请，在该校讲道九天。11月27日与28日日记中有以下的两段记载：
「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於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於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1925年11月27日日记）。
「父乎，仍祈尔导仆，勿行错路，勿入迷途。为仆之婚事，祈父将父之美旨清楚向仆显明，勿容仆稍蹈错误，致贻异日之后悔。祈父尽除仆肉体之蒙蔽，俾仆得洞悉父旨。仆心诚愿。」（11月28日日记）。
那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了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我真希奇，许多青年人竟敢对异性人一见倾心，来往几次，就贸然谈爱情、提婚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11月29日经过了几次的祈祷，晚间同一位老年圣徒谈到这件事，求她的指导，征求她的意见。她应许为这件事祈祷，以后再看能不能作什么。过了几天，我从她知道刘先生夫妇对这件事没有允诺，也没有拒绝，他们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至於景文小姐呢，当她的母亲讯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回答说，「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
从1925年11月底，一直到1926年4月末，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我们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作任何决定，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以致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如果我要结婚，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母亲有一种偏见，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至於南方人更不必提了。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母亲常称他们为「南蛮子」。按事实看，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但我信如果这件事确是出於神的意思，神能转变母亲的心，使她赞同。如果神以为不好，我也求祂藉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母亲从我未落生就居了孀，为我辛苦了二十几年，把我抚育成人。我应当孝敬她、顺从她。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使母亲伤心。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本赞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不再进行。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
1926年5月10日我回到北京家中，12日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她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我向神所要的这最后一个证据，现在也清清楚楚的得着。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於神的美旨了。
在家中住了二十一天，6月1日又乘船南下，赴绍兴工作，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12月27日回到北京。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从那次离了杭州，有十七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7月到福建泉州去作工，23日再到杭州。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由内地会任芝卿老先生证婚。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他读创世记二章和二十四章，从亚当、夏娃，并以撒、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老先生作很长的训言。我站在堂中虽然因为天气炎热汗涔涔下，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篇祷告文：
「在天之恩父钦，小子以恳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感谢父恩，赐小子以此良侣。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更谢父恩，今日以父之宝训借尔仆之口训导提撕小子，使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前途之远大，俾小子知所警惕，知所奋勉。小子自知已往之种种失败、种种弱点。既沐父恩，敢求赦免已往一切；更将父之新恩赐、新灵力，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诸小子。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侣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志，爱父事主，共行天程，共作圣工。已往之失败，求父使之再不见於今后。求父以父圣洁之爱紧系吾二人於父之道中，使毕生不偏离左右，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将来亦能欢立於吾主之荣耀中，斯为小子之心所诚愿。」（1928年8月8日日记）。
我同妻在订婚以前虽然有了一年多的认识，我们却从来没有像现代的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只有几次她问过我关於真理的问题，此外我们两个人就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平常谈话总是和她的父母在一处。直到1926年冬订婚以后，我离了杭州到北方来，我们才彼此通信。有人问到我们的婚姻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我只好回答说，「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
结婚的前几天，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圣徒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东边。中间是礼拜堂，和一个圣经女校，再往西就是这座楼房了。因此结婚的那天没有用任何种车辆，出了礼拜堂穿过两层院门，就到我们住的房子了。岳母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送给我们每人一部圣经，里面各写了一节经训，送给我的是提前四章16节，送给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