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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一年春天， 洪承畴到宁乡附近的八角庵走访原明吏部尚书周堪赓。
周堪赓，延安府同知耀冕子，年十九为诸生，天启四年、五年连捷成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堪赓在原籍，曾遁沩山僧寺，后改名换姓游历于岭表瓯海间。永历元年（1647年，顺治四年），与郭都贤同举内阁大学士，未就。顺治九年，李定国到衡州，“堪赓与都贤、陶汝鼐立出见定国，至南岳谒庙而还。”可见周堪赓与陶汝鼐、郭都贤等均为支持南明的明朝遗民。
洪承畴到长沙后，特意打听堪赓的消息，只带着少数随从前往堪赓所在的董家村，不以坚拒为意，殷勤问候，“相持泣坐，促膝语地方疾苦甚悉。”入夜始上马离去。时间是顺治十一年三月，堪赓逝世前的一个月。当时堪赓已经卧病在床，但还是提醒洪氏注意湖南荒粮问题，“时大湖南北郡县叠罹兵燹，白骨青磷，荆棘千里，承畴疏免荒粮百十余万，民庆更生，人谓堪赓之惠云。”＇73＇
郭都贤，字天门，号顽石、些庵，益阳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五年巡抚江西，永历时以兵部尚书召。“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先生奏请起用。”凭借与郭都贤的旧谊，洪承畴“以故旧谒先生于山中，馈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74＇洪氏广泛地利用原来的旧关系，架起了联络士绅的桥梁。
洪氏到达长沙之前发生的一宗叛案，为他争取湖南士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陶汝鼐字仲调、燮友，号密庵，宁乡人，拔贡生。与郭都贤齐名，两人“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是“楚南遗献最著”者。＇75＇顺治十年二月，汝鼐涉及一宗复明大案入狱，“既被逮，罪不测。其长子之典间关奔走，请代父死。郭都贤为营救于经略洪承畴，乃得释。”＇76＇郭都贤虽然拒绝了洪氏的招徕，但为了营救朋友，不得不出面与洪氏周旋，洪氏就此打开了局面。
实际上，周堪赓、郭都贤都曾参加抗清活动，与陶汝鼐一起到南岳联络过李定国。告密者、原南明长沙府役潘正先囿于所闻，十年二月出首告密时，以陶汝鼐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周堪赓、郭都贤等却成为漏网之鱼。被捕者关押在长沙府狱，受到严刑逼供，受此案牵连的湖南各地人士多达百余人（或说三百多人）。原湖南偏沅巡抚金廷献对形势变化不够敏感，仍然坚持“不可不重处以靖根诛”＇77＇的一贯做法，在湖南大肆淫威。洪承畴上任后，秉承清廷战略收缩的意图，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变了清廷过去处理类似复明大案的常态，对此案进行出人意料的处理。
十二年五月，洪承畴公开审理陶汝鼐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观听讯”＇78＇。审讯的结果是全部释放因抗清活动而暴露的湖南士绅，而将告密者潘正先斩首，这在清初处理诸谋反大案中是个特例＇79＇。洪承畴之所以特别处理陶汝鼐案件，并非是他个人仁慈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当时的战略形势决定的。此案发生后，湖南“旧绅多被系，富民悉倾其家。”＇80＇所涉及的士绅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极广，为了缩小打击面，极力争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氏甚至不惜采取特殊手段（如将告密者斩首这样过激的做法），而清廷对此并无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廷战略收缩的力度和后劲。通过这个机会，洪承畴迅速改变了对清军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势，取得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的主动权，这才是此案处理结果的奥妙所在。
洪承畴还以招聘入幕的方式，大张旗鼓对湖广各地的头面士绅进行争取工作。
刘亨，字康侯，湖北江陵人，是洪承畴考进士时的房师（坐师）刘楚先的孙子。洪氏出征湖广，道经江陵，“酹酒楚先墓，辟亨参谋幕府”，刘亨称疾不从，还在房中挂上倪元镇的画像表示自己的志向＇81＇。
谢四新也是拒绝洪氏聘请的湖广士绅之一，洪氏到达湖广之后，“遣人请谢四新，不至，答诗四首。”内有“还乡大将师南举……姓名原是旧征辽”之句，表明自己“顽民性癖爱丘山”，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的心迹＇82＇。谢四新也与洪氏有旧，不肯改变遗民立场，拒绝了洪氏的招徕。
王嗣乾，湖南邵阳人，与兄嗣翰均为南明丙戍（1646年，清顺治三年）举人，明亡不仕，“洪承畴欲招致之，不得。”＇83＇北路王氏，是邵阳甲族，嗣乾与同郡车以遵、武冈潘应斗、攸县刘友光等人交好＇84＇，都是宝庆地区著名的遗民代表人物。
车鼎瑛，邵阳人，“车氏固邵阳巨族，当鼎革之际多逃匿深山不出。”唯独鼎瑛例外，应召至洪氏幕府任材官，并“至新化招张圣域兄弟”＇85＇，因此得到会同教谕的酬报＇86＇。
车鼎瑛前往招徕的张氏兄弟出于新化大族，与邵阳车氏旗鼓相当。张圣域，字定远，新化人，崇祯八年拔贡，累官衡州教授、衡阳、万安知县。归乡后，与兄圣型结茅严塘，教授生徒以自给，足迹不履城市。入清，“经略洪承畴遣材官车鼎瑛征之不起”＇87＇。张氏兄弟多人，均隐居不仕。
张圣型，字九畴，少负不羁，博洽能诗，崇祯改元恩贡，仕至连山县令。崇祯三、四年间归隐三江口，闭门课子，二十余年足迹不履城市，著有《江海长啸集》。弟圣垣、圣域、圣陛、圣都能诗善画，圣为崇祯三年武举。＇88＇
张圣陛，字九仪，明诸生，明末弃儒服，业医，“亦有托而逃也”。圣陛兄弟六人均以文章气节显著，被称为“高士萃于一门”＇89＇
洪承畴以车氏为媒，招徕张氏兄弟，可见他对湖南的世家大族是十分注意的。车氏称为“白马田车氏”，先世籍江南镇江，元末出仕广西平乐，因世乱留居当地。明永乐年间仕宦相继，景泰年间始迁宝庆，定居邵阳。车承道，万历进士，仕至浙江左参政。大任、大衡、大乘、大聘、大敬等均有功名＇90＇。“车氏名宿甚多，大任实为之倡”＇91＇。车大任与张居正曾孙张同敞为好友＇92＇，车以遵即为大任之子，是湖南著名遗民。大敬之孙车万育亦有名当世，其次女为洪氏推荐出仕的吴李芳子伯夔之妻＇93＇。
谢如玠，字二酉，为耒阳诸生，慷慨轩昂，具经济才。“以兄如珂殉难崇祀，遂益自砥砺。岁甲午经略洪承畴以币聘，将提请授官，玠以老固辞。”＇94＇甲午就是顺治十一年。
龙孔然，字简卿，湘乡人，明末诸生，隐居不仕。入清讲学为生，多所造就。“经略洪承畴欲留幕内，力辞归。” ＇95＇所著《拯湘录》、《堕粮逸案》，“皆深切时务”＇96＇。
洪承畴曾想延揽入幕但没有应召的湖南士绅还有善化李先登＇97＇、耒阳伍岱＇98＇等人。
洪氏或亲自走访，或派幕僚出马，以极大的努力游说湖广士绅，结果屡屡碰壁，遭到冷遇，大批人士拒绝入彀。可见，湖广士绅中遗民风气盛及一时，抗拒心理依然严重，这就是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是清朝统治势力难以深入湖南的根本原因。只有淡化、乃至消除湖南士绅的抗拒心理，“收拾人心”才有希望，这也是清军站稳脚跟的前提。所以洪承畴将争取湖南士绅作为稳定局势的突破口，是十分必要的。
推荐出仕，是洪氏争取湖南士绅的又一手段。
吴李芳，字茂孙，茂生，邵阳人。邵阳吴氏于明嘉靖年间从江西丰城迁居南乡，也是宝庆府的世家＇99＇。崇祯十二年，吴李芳年十六，即中举人。他博洽多闻，通晓时务，在永历朝由监军道积官至左都御史、两广总督。返乡后，摈迹里中。洪承畴荐之出仕，“李芳固辞，而左右劝驾者嬲之不已。”洪氏的争取工作，在吴李芳身上发生了效果。他显然愿意猎取清朝功名，但为了多少摆脱以降清得官的恶名，利用自己在科举上的不足，“请以原名赴礼部试”，经应试数次，最后得中康熙三年进士，“效命兴朝”＇100＇。
顺治十四年洪承畴又荐举长沙人胡尔恺出仕。胡尔恺，字石江。天启七年举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安徽太平府推官。弘光时，马、阮当国，拂衣而归，乡居不仕。洪承畴认为“湖南兵火之后缙绅绝少”，而胡尔恺“恬修醇行，足为湖南风励。”＇101＇可见洪氏荐之出仕实寓通过争取士绅以稳定湖南人心之意，与前所述平反叛案、招徕入幕等手法同出一辙。平反叛案，是给予生活出路，推荐出仕，是给予政治进阶，招徕入幕，可以说是这两者的结合。洪氏争取湖南士绅，可谓费尽心机，结果自然不会徒劳无功。
实际上，白马田车氏、井头村吴氏、北路王氏、新化张氏等互为姻娅之簪缨世家，对湖南地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胡尔恺、吴李芳等出仕清廷，陶汝鼐、郭都贤等后来都消极避世，他如王嗣乾、张圣域兄弟、龙孔然、谢如玠等，虽然没有接受洪氏聘请进入幕府，继续隐居当遗民，但只要他们不参加抗清活动，洪承畴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何况有些原来想当遗民的人分子后来也陆续转变政治立场，走上了在清朝考科举的道路＇102＇。
3、长沙幕府的扩大
在洪承畴千方百计、坚韧不拔的努力下，许多湖广士绅和外地流寓或服官湖南的人员先后进入长沙幕府，成为洪承畴的左膀右臂，长沙幕府进一步扩大。
陈宏范入幕，是洪氏争取遗民成功的一个显著例子。“洪文襄幕客陈乃锡宏范者，异人也。初为明诸生，明亡， 与陶仲调、朱子昭辈相结纳，毁家养士，志图匡复。”陈宏范本来是与陶汝鼐、郭都贤等比肩的遗民代表人物。“既知乾祚已定，乃幡然变计，佐文襄戎幕，招抚黄州山寨，论功授偏沅副将，辞归，以诗酒自娱。”＇103＇
湖南人邓显鹤后来专门研究了乡邦遗民的事迹，其中提到了郭都贤、陶汝鼐、车以遵、王夫之、潘应斗、王嗣乾、陈宏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