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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2页，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A17…81，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之一《皇帝敕命洪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
对应于赫赫威权，洪承畴在经略西南期间，配备一庞大幕府，我们称之为长沙幕府。这是五省经略职能的产物，它的使命及工作侧重点，则显然与幕主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洪承畴离开北京前，就提出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略思想：“臣受命为五省经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41＇对于这一思想，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平贼安民”，也就是最终消灭南明抗清武装，这是洪氏经略西南的总体目标，具体行动方针则是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以“真剿”的军事镇压为辅，在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及其生存土壤的基础上，通过军事决战夺取最后胜利。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表现出洪氏对当时形势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精到的，它不仅与清廷当时总体战略走势相一致，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洪氏经略西南期间所有举措的出发点——庞大的长沙幕府正是对应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的，它的特点、功用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实际上，长沙幕府就是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的司令部，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吏目，即长沙幕府的额定幕僚，他们均食俸清廷；二是洪氏从各处延揽的额外幕客，大多为湖南及附近地区的士绅，他们就食于洪承畴。此外，长沙府及洪氏辖下各督抚提镇参与事务关会者，也可视为幕府成员。因而长沙幕府十分庞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分复杂，来源多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下论述，原则上兼及长沙幕府的直辖官吏和幕客，当然在幕客、尤其是湖南籍幕客方面花的笔墨多一些。
注释：
＇41＇ 《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7页，顺治十年闰六月十三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疏稿》。《明清档案》第17册，A17－76，顺治十年六月（日不详）之九《五省经略洪承畴题报选调山陕宣大关辽堪战将兵》、A17－77，顺治十年六月（日不详）之十《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调山陕宣大关辽堪战将兵》二份文件的内容相同，只是形式不同，一为题本，一为揭报。
一、长沙幕府的启动和扩大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洪承畴开府长沙＇42＇，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日间接见文武将吏，出入亲近兵民”＇43＇，长沙幕府随即形成并开始启动，其成员纷纷奔赴各地，对清军收复地区实行有效管理。他们的身份大多为“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随征”人员，都是洪氏出京携带及一路吸收的幕僚，湖南当地的幕客较为少见。
1、长沙幕府初次亮相
长沙及四周道、府、州、县的地方官，大都由幕府成员出任，这是清廷所派驻湖南的第三拨地方官，活动范围大致在岳州府、常德府、长沙府、衡州府、宝庆府、永州府、郴州府等地。
长沙道吴正中，绍兴人，原为宣城令，起家吏员，“随洪经略至湖广长沙守道”＇44＇。
长沙府署理知府张道澄，为原明辽东御史张铨第五子，山西沁水拔贡。崇祯十六年七月曾率自备马兵二百“儒衣从军”＇45＇，后任江西南康府推官＇46＇。顺治十一年三月赴长沙幕府，当时急需用人，即留军前行令，“署理长沙府事。”＇47＇在任之际，张道澄主要负责与战备密切相关的要务，如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三百只，用于转运粮饷，供应粤西官兵；在常德紧急修造战船之际，特地承命前往催督、监工，卓有成效；还会同永州道、府、州、县修理东安县颓城，费省功多。可见他是洪氏甚为得力的助手，备受器重，十二年十月，就任常德府通判。
宁乡知县蒋应泰，字汇征，顺天大兴人，由拔贡教习，擢广西兴安知县。顺治十二年过湖南，“会经略洪承畴便宜用人，留补宁乡。”＇48＇。出任之际，洪承畴曾嘱之“为国恤民”，因而他到任后首先改革驿站制度，取消征派民间夫马＇49＇。十五年八月，升补长沙府同知，所遗宁乡知县员缺由洪承畴“军前供事官彭琦”充任。＇50＇
宁乡知县彭琦，江南上元人，儒士。“由经略办事题授”，顺治十六年任宁乡知县，十八年卒于官＇51＇。
宁乡典史汪文达，上元人，顺治十五年由洪承畴委署。＇52＇宁乡一地，从知县到典史等掾属，都由长沙幕府成员出任，前后两任知县也都出自长沙幕府。
湘潭知县刘见龙，浙江人，原任四川昭化知县，顺治十一年，“随经略洪幕，以功授湘潭令”＇53＇。在任期间，修复驿递，招徕民人；盖造营房，备办军需，无不竭蹶有效。一年后，升任桂阳州知州＇54＇。
湘潭知县史宗尧，清苑人，内院书办，原任龙阳知县，有能声。洪承畴“留之军前，委以繁难诸事，皆能力办。”＇55＇顺治十三年；刘见龙升任桂阳知州后；由他继任湘潭知县，转运供给无虚日。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投降之际，张罗受降供帐，应付“满汉重兵压潭索糗”，设处有方，巨细如约，并主持纂修了清朝第一部县志。＇56＇
常德府桃源知县郝宗福，旗下人员，顺治十年闰六月随赴洪承畴“军前效用”，十一年八月委管益阳船，押运宝庆粮米，“往来逆贼出没之地，险苦备尝”＇57＇；顺治十二年九月任桃源知县。
沅江知县吴弘道，淮安人。顺治十年九月洪承畴过淮安时“投用军前”＇58＇，带往湖南，居幕下二载，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各项，颇效勤劳，十二年荐任沅江知县。
宝庆府经历宋成名，江西生员，在洪承畴“军前候用”＇59＇，顺治十二年就任是职。
新化知县陈元璐，瞿塘卫经历，顺治十二年三月从洪承畴幕委署就职，“正值贼警；探明塘报；戒严城守，修筑门楼，堪以任使。”升任宝庆府管粮通判。＇60＇
衡州府常宁知县朱瑛，字晋白，江苏无锡人，顺治六年进士。就职之际，“民流土荒”，他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顺治十一年协助洪承畴出兵剿灭湘粤边界的抗清武装，“筹备供亿，具著机略，擢宝庆同知，承畴特疏荐之，瑛竟以亲老归。”＇61＇
郴州府桂阳知县杨正萃，岳州府华容生员，“顺治十年经略洪承畴驻长沙，便宜节制，举华容秀才杨正萃令桂阳。”上任时，“城内仅有民舍两椽，为官兵栖止。”为解决粮食问题，到“诸岩贷粮以济”，在地方没有完全平定之前，“集众高岭立寨”，居民惊魂渐定＇62＇。
兴宁知县徐腾，号光甫，顺天大兴县生员，“奉经略洪题授”，顺治十五年就任，御游兵，疏盐课、清税粮，葺祠宇，莅治十载，士民祠祀。＇63＇
永州府知府黄中通，字夫，号抑公，福建晋江进士。顺治六年除授广西太平府知府，未任。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调赴军前效用”，十月到达长沙＇64＇。十二年就任永州知府，“招集散亡，通工易市”，永州城墙及城内的公署、鼓楼，东安、祁阳及衡、郴等地共二十四处城墙均由他督修完成＇65＇。在长沙幕府中，黄中通青云直上，仕至广西按察使。＇66＇
沅州府黔阳知县茹道通，北直人，由经略洪承畴题授，顺治十五年任黔阳县令。“时地方初辟，又值岁饥，收拾凋残，民多去思。”＇67＇
此外，广西兴安县知县刘兆龙，字六驭，湘乡人，顺治四年贡生，“经略洪承畴荐之，知兴安县。”＇68＇时为顺治十五年，当地城无居民，他“召集开垦，躬稼自给。”＇69＇
以上除兴宁知县徐腾、黔阳知县茹道通为顺治十五年任外，其余幕僚就任各处道、府、州、县均在顺治十一、二年之间。可见当时清廷能够控制的也就是长沙、常德、衡州、郴州、永州、宝庆等地区的重点城市，而常德、宝庆二府已属冲边地带，为“逆贼出没之地”，“贼警”不断，正是双方军事对峙的分界线所在。沅州府在顺治十五年才纳入清廷版图，在这之前，一直由南明控制，明清双方对峙的状况在此也一目了然。在清军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各地大多凋残、破碎，民不聊生，幕府成员就任之后，首要任务都是招集流亡，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安排战守，恢复和建立清朝的统治地位。他们为湖南各地重新纳入清廷有效管理范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长沙幕府最初的成员，多数为洪氏从顺天、江淮、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随带或征调的幕僚＇70＇，湖南当地幕客极少参与活动，这固然与官员回避制度有关（华容生员杨正萃署理桂阳知县，似为应急之举。此外，只有湘乡贡生刘兆龙出任广西兴安知县。），更与湖南经过三次反复、社会上仍然弥漫浓厚的反清风气有关，这正是摆在洪承畴面前的一个极大难题。
2、洪承畴争取士绅及扩大长沙幕府的努力
为了改变湖南地方人心不定、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抗拒心理，洪承畴确立了“今日急务，首在收拾人心”＇71＇的方针，将争取士绅作为收拾人心、改善形势的突破口。“至即解罗帜，礼遗逸，散薮泽之奸，人心顿定。”＇72＇湖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士绅的动向，稳定时局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争取到湖南士绅的合作。因此，洪承畴以极大的耐心，通过走访士绅、平反叛案、招徕入幕、推荐出仕等多种手段，对湖南士绅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
顺治十一年春天， 洪承畴到宁乡附近的八角庵走访原明吏部尚书周堪赓。
周堪赓，延安府同知耀冕子，年十九为诸生，天启四年、五年连捷成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自成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