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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钓利，桐江钓名，名缰利锁，牢笼天地。人世悠悠，红尘滚滚，百年千载，概莫能外。
孔子虽被推尊为圣人，独一无二风光无限地吃了两千多年的冷猪头肉，但那都是身后的事。辛弃疾说得好：“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其实，夫子一生颠沛流离到处碰壁，活得根本谈不上潇洒，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落魄狼狈，经常要依靠子贡等门下高足的接济关照，才能免于饥寒。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五律部分首选篇目就是《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作者李隆基。手创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大唐玄宗皇帝劈头写道：“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尊重同情之余，似乎也不无揶揄之意。
义利之辨，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展现。孔夫子本人，好像也对此充满迷茫困惑，左支右绌，莫衷一是。
他一方面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分明轻利重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将心比心，反对见利忘义，尤其反对无原则的损人利己行为。
另一方面却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对富贵的歆慕艳羡和求之不得的情态溢于言表呼之欲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公然将符合道义的贫穷和违背道义的富贵等量齐观，都认作可耻之事。“惠则足以使人。”更明明是说惟有实际的利益和好处，才是驱动人做事的动力。
孔老二毕竟是孔老二，既辩证，又有原则。经过几番颠簸历练后，他确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认定“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打消了指点江山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不再谋虚逐妄，退而求其次，专心讲学课徒，终于成为千古一人的“万世师表”，在另一个向度上取得了成功。
对待名利的态度，孔圣人尚且如此二三其辞把持不定，何况芸芸众生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稍后的桑弘羊在《盐铁论。毁学篇》中进一步引申发挥道：“赵女不择丑好，郑姬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
大家知道，《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世家”这种体例是太史公的独创。他将万世师表的布衣孔丘和首举义旗的佃农陈涉列入“世家”，尤见眼力和勇气，备受后世称誉（当然也受到少数迂腐不堪的正统论者的攻击诋毁）。
大汉开国功臣中，司马迁仅仅依次为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这5个人修撰了“世家”，其他人都无此荣幸。按功臣排名，萧何第1，曹参第2，他们又是名垂千古的一代贤相，列为“世家”并排在首、次，无可争议。陈平虽然在功臣榜中只居第47，但他六出奇计，智术超群；特别是后来又与排名第4的周勃一起诛灭诸吕，安定刘氏江山，再建殊勋，又都出任过丞相，也算是锱铢悉称（周勃之子周亚夫是景帝时期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汉军主将，立下不世之功，《绛侯周勃世家》其实是周氏父子二人的合传）。
张良在143位功臣中仅排第62名，开国后更是急流勇退不理政务，位置却如此显要，这是为什么？汉高祖倾心推重一往情深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主要应该还是太史公本人对留侯其人格外敬仰。这大体包括才能智慧和人格风度这两个层面。
作为深明韬略、文武兼备的兴汉三杰之首，烽火岁月，无论情势如何，张良从未在汉营直接带过兵。和平年代，除了因为种种机缘曾挂名过太子少傅外，未曾出任过任何实际政府职务。立国10余年间所干的3件事：劝封雍齿，支持迁都，保全太子，无一出自主动。这是绝无仅有、很不寻常的。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仔细分析，在张良而言，这有身、心两方面的原因。
留侯多病，当是事实，毋庸多说。至于心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张良与刘邦一见如故，情投意合，这是没有问题的。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用，张良对刘邦，大约也有一种深切的感戴之心吧。但真正的智者，通常总是比别人思考得多一些，远一些，早一些，深一些。
早在遭逢刘邦之初，张良就为自己设计好了退路。他先是打出“为韩报仇”的旗号，在秦朝灭亡甚至是韩成被害后，还经常重申此事，明显是别有用心。其次，他一再强调自己多病，开国以后，更是以此为借口，长期闭门不出，甚至一度依照道家的养生方法，练习气功，不食五谷。他说：“我家世代相韩，关系异常深切。韩国被秦国灭亡以后，我不惜万贯家财，为韩国向强秦报仇，博浪一椎，震惊天下。如今凭着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老师，位居列侯，食邑万户，作为一个平民而言，这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愿意抛弃人间的俗务，去和仙人赤松子交游。”
高祖去世后，惠帝刘盈顺利继承大位。吕后不忘旧事，感激留侯，劝说道：“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张良不得已，勉强接受了她的意见，重新开始吃饭。这实在很有意思。张良也许认为在惠帝和吕后治下，自己的安全系数反倒比刘邦在位时要高得多，已经没有必要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了吧。
赤松子和黄石公一样，大约都是张良为了保全自己而制造出来的烟幕弹。据说遭遇圯上老人13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经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张良把它取回，当作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奠。留侯病逝后，遗言嘱咐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起。后人每年夏、秋两季扫墓时，都要祭奠黄石。在迷信盛行的当时，这样做的效果不难想象。不过，这应该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啦。
宋代史学大师司马光倒是看得很清楚。他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寄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矛盾是永远存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就大汉开国皇帝刘季的主要矛盾对象而言，开始是秦朝，然后是项羽；秦、项相继灭亡，汉王朝建立后，就依次演变为异性王、功臣乃至于吕后及诸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冷冰冰的客观现实。张良冷眼旁观，看透了这一切。他清醒地意识到功高震主的危险性，深知皇帝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除他的疑虑，若即若离，敬而远之。
留侯清高淡泊，看轻名利，既不愿同流合污，更不肯助纣为虐。于是便由大显身手转而置身事外。在汉初的不断清洗中，自我保全之余，他的手上没有血迹。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封建帝制家天下的非人道本质，决定了它的自私性和残酷性。就功臣而论，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一旦成为障碍和对立面，甚至哪怕只是心魔自生莫须有，立马就翻脸不认人，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刘邦临死前，甚至连樊哙都要杀！如果不是日薄西山英雄迟暮，废立太子之事，高祖恐怕不会那么善罢甘休，他与张良之间的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好在死神比圣意更其彪悍。
张良散尽家财为故国复仇；拿自己的赏赐转赠项伯为刘邦谋得汉中；群臣争功，气氛紧张，高明如萧、曹，亦未能免俗，嫌后不怕先，嫌少不怕多，都卷入进去推波助澜，惟独张良推辞掉“自择齐地三万户”的优厚赏格，劝封雍齿，平息事端。加以比照，高下立见。
纳兰容若词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梁某认为，张良选择他与刘邦初遇的留县作为封邑，也是不无深意的。初见时的美好记忆，可以化解许多或有的误会和戾气，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这样描述过他心目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在毛面前，象一个侍候一位杰出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我则感觉，刘邦对待张良，犹如一个财大气粗趾高气扬的暴发户在一个神清气爽温润如玉的世家子弟面前一样，得意洋洋之余，未免自惭形秽。诚如林伯桐所言：“汉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酂侯，英雄如淮阴，皆不免于猜忌。他如黥布之勇，郦食其之辩，其始皆不免于狎侮。唯遇留侯，则自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再则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禄爵之外者矣。考其生平，居得为之地，而无田宅之好，无声色之嗜；至其经营天下，则如行所无事者，谁能及之哉？太史公称曰；‘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斯观其深矣，安得不令汉高心折也乎！”
143个受封者及其继任人从高祖时受封起，中经惠帝7年，吕后8年，文帝23年，景帝16年，一直到武帝元封6年，历时102年。他们的封邑封号，从高祖时代起即开始被取消，到武帝末年，最后幸存者仅5个。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然。
留侯一脉的传承就更为短暂。张良去世后，他的儿子张不疑袭封为留侯。文帝5年（公元前175年），不疑因犯“不敬”之罪，被削去爵位，废除封国。唐人刘长卿诗云：“汉文有道恩有薄”，由此可以得一旁证。
张良的所作所为，当然是有其指导思想的。他对黄老之术的研究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