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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外靠美、日反华势力,内由国民党政府和伪满汉奸组合成的利益集团,其生存、发展,一直延续到两蒋政府到台湾之后。直到现在,台湾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有哪一桩不跟当时这几股势力没关系呢?
认识历史,是为了看透今天台湾复杂的情势。《忠孝公园》写历史,在历史的层面上做这样的描写,显示的意义就在这里。
第三个层面。
小说里,写马正涛的绝望意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先是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马正涛只是疑惑,“谁能想到日本人在中国的天年会这么短促呢?”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6页。当李汉笙说,“重庆来联系了”,他也仅仅是瞠目哑然,不知所措。等到蒋伪合流以后,马正涛面对的是比日满时期更为凶残狠毒的秘密逮捕、诱捕、拷打、审讯。特别是审讯周恕时,周恕在他身上呕了半身鲜血,随即闭眼而死。从此,马正涛变得越来越爱洗澡,而且“心底深处,逐渐感到挥之不去的淡淡的不安和忧悒”同①,第171页。。他这种不安与忧悒,是在吉林“解放团”的围墙里发展为恐惧的。化名刘安的马正涛正在编造假经历、假身份,这对他这个在日本宪兵队和军统待过的人,并不是难事,但是编着编着却心虚骇怕起来了。他“想起了那些落在他手里的青年。当他们用被打肿的手指吃力地编写好的口供,被马正涛看出了破绽而咆哮着撕碎时,他们那苍白、恐惧和绝望的眼色,这时一一浮现在油灯的光晕里。他太明白:他一个人绞尽脑汁写的,逃不过一个小组人的仔细检查。马正涛写了撕、撕了再写,心焦虑乱,不知所措”同①,第176页。。这时,他的心底里冒出的正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恐惧。
等到来了台湾,马正涛封闭了自己的记忆,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冲开了闸门,记忆如水般地泻了出来,他也会及时地再加固一道新的闸门。这种封闭疗法,让他平静了一段日子。
后来,1959年、1962年、1963年,大陆特赦了三批“战犯”。当李汉笙告诉马正涛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感到心头长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01页。,那潜伏在心底里的恐惧又游移了起来。他怕他曾经“指认”过的人,回来找他算账。直到1975年,共产党释放了所有的“内战战犯”,其中有人申请入台,人已到了香港,却被台湾坚决拒绝。这时的他才偷偷地舒了一口气。
随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政治形势剧变。当“台独”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所谓“省籍”矛盾的时候,马正涛实实在在地感到,“路的两头”同①,第204页。全叫堵住了,台湾这边,他属于“外人”;大陆那边,他结下的民怨又太深。他想,“人到了大陆,怎么好跟自己在吉林牵出去的老同志见面呢?”同①,第203页。伴随着恐惧,绝望终于弥漫在他的心头。但是,此时此刻,马正涛还抱有幻想,国民党还在执政!“只要国民党在台湾当着家一天,我就紧跟、紧靠着国民党一天。再没有别的路”同②。。
最后,2000年,台湾大选揭晓,国民党果真失去了在台湾的江山。这天翻地覆的大变故,顷刻间让马正涛感觉到,过去,他从伪满州宪兵队而军统局、保密局、警备总部,这么多年的绑架、逮捕、拷问、审判和处刑,都曾经因为屹立不摇的国民党而显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如今,“他成了坠落在无尽的空无中的人。他没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没有了安居的处所。他仿如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骗局所抛弃,向着没有底的、永久的虚空与黑暗下坠!”同①,第220页。他彻底绝望,他终于自杀了。
在这样的描写里,我们看到,马正涛的心底里,从不安忧悒到恐惧,到绝望,再到彻底绝望,竟然从来都没有自责过,反省过。相反,倚仗在东北的日本殖民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马正涛居然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马正涛的所作所为属于个人范畴的个人活动,人们顶多谴责它是一种非人性的恶行、暴行;但不是!马正涛是一种恶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毒瘤,国民党非但不彻底铲除它,还想方设法移植进自己的统治机体,形成一种腐朽、反动的统治意识。以这样的意识为主导的统治,2000年在台湾大选中陷于崩溃,那是必然的!马正涛的自杀,又是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旧国民党必然灭亡。马正涛这个人物形象,也体现了陈映真的一种期望,那就是,国民党必须大破才能大立,只能在彻底反思彻底反省中才能重新站起来。
自然,陈映真对林标身上的皇民意识,对马正涛的压迫阶级的统治意识,都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和苦涩的嘲讽,都在等待他们的觉醒。只不过,陈映真对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说到底,对于林标,陈映真确实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
小说用了双线结构,以林标、马正涛两位主人公为中心,分别讲述了两人不同的人生故事。
这双线结构的发展,总共又涵盖了五个时空板块:日据时期台湾的历史时空、南洋抗日战场的历史时空、日据东北的历史时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历史时空和现代的台湾社会。
这双线结构的发展,又是靠着意识流手法的描绘向前推进的。林标、马正涛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各人按照自己不同的感情流变,不同的触发了的感觉,驰骋在自己的回忆中,从而能够表现出人物形象深层的心理状态。
这双线结构、五个时空板块,还加上意识流的巧妙组合,使得这篇《忠孝公园》在反映社会生活上,宽广得多了,深入得多了,而且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应该说,这在陈映真小说创作历史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我真为他高兴!
这双线的结合点是在忠孝公园。这也颇有艺术的匠心。
小说里写的是,马正涛的住家附近有一个社区小公园,因为在忠孝路上,所以命名为“忠孝公园”。马正涛和林标是在这里相识并开始交往的。在两人初识时,林标以肃穆的立姿,以朗诵古日语的腔调,读起伪满国皇帝溥仪在1940年颁布的“国本尊定御诏书”上的一段:“……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庇佑……庶几国本奠于唯神之道,而国纲张于忠孝之教……”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1页。马正涛则满脸笑着,边听边勾起了往昔的回忆。这样的描写用心良苦。看来,在小说的第一节里,陈映真就在点题。陈映真是在尖锐地提出:忠孝于日本天皇?还是忠孝于祖国?
可以说,为这篇小说题名《忠孝公园》,对林标,对马正涛,更对溥仪,就是一种嘲讽,一次鞭挞!
另外,在《忠孝公园》里,对小说细节的描写,陈映真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他常常能在描写细节时,不经意地显现出它的深刻的含义,表现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
比如,写林标在清晨的忠孝公园里若无其事地做柔软体操,陈映真接着写道,马正涛突然记起来,“在旧满洲时代,他就经常看见日本人组织的‘协和青年团’的东北青年,在清冷欲雪的操场上,也这样一板一眼地做完一整套柔软体操”同①,第130页。。
又比如,马正涛用日语对林标说:“你早。”“林老头的容光像是一盏油灯似的,被马正涛的日本话挑亮了起来。”同②。
这都表现了“皇民化运动”在林标身上留下的烙印。
再比如,林标在菲律宾市郊一个小杂货铺买东西,老板却用闽南话和他交谈,林标顿时惊诧不已,反问那老板,怎么知道自己是台湾人。老板是泉州人,回答竟是:“台湾人的日本兵不配枪。连刺刀都没得佩。”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页。简简单单的一笔,就透过当地民众的观察揭示了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也抨击了“皇民化运动”的反动的欺骗的本质。
这样举重若轻,往往都是一种不经意的描写,却又别有一种寓意深含其中,每每读到这样一个陈映真,我真的不能不佩服他写小说的艺术功力。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三、“人间性和人间爱”——陈映真的文学观
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姚一苇(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7页。)
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还有早年文学研究会一些文学大师的文学思想,结合当代的文学实践,陈映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一)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想先驱,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彻底地反封建,彻底地破坏封建主义的旧文明,彻底地解放人的个性,建立一种新的“人国”,新的生活。由于他沉入于“国民”中,也由于他回到古代去深究了中国文化遗产,鲁迅更加看清了残酷的封建统治的本质,看清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第二,文学要以这样的反封建和个性解放为功利,要以思想启蒙为任务。
第三,他对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定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明确宗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就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