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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情感诠释得让人大彻大悟，生动，而又深刻。这，就是作品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二）
在《归乡》里，陈映真为我们展现了民族分裂时代里的海峡两岸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情景，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林世坤即杨斌所说的“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的历史厚重感，感受到这样的认识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民众基础，感受到它确实概括出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本质。
小说从打内战国民党军队征兵这个生活侧面入手。
在台湾，1946年，国民党七十军、六十二军大规模地招募兵员，仅七十军就补了一万多个台湾兵。招兵告示上写着：“月饷四百五，每天两顿大白米饭”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6页。，“入伍当兵，可以免费学国语”，“三个月退伍，保证退后有工作”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24页。。当时，许多台湾青年当兵，图的主要是两顿饱饭。穷，没饭吃，是他们走进国民党军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为了学好国语。在贫穷、残破的战后，台湾青年都有个幸福的梦想：“日本天年尽了，祖国天年来了，将来退了伍，分配了工作，就得会说国语，会写国语。”同①。对林世坤来说，还有第二个原因。听招兵的人说，将来实施征兵制后，“但凡今日志愿入伍的，这一家的兄弟都可免征”同①，第35页。。他是老大，为了两个弟弟，他满怀希望走进了军营。
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地就碾碎了林世坤他们的梦想。入伍第二天，林世坤被迫改名换姓。为了顶补连上一个叫杨斌的“缺”，连长命令他即刻就叫杨斌，以至沿袭下来，后来他的儿子、孙子也只得姓杨，不能姓林。入伍不久，他们就失去自由，不准回家探亲，活动只限在连队范围，哨兵暗里监视着他们，兵营成了台湾新兵的监狱。一天，上级下令要行军训练，不准带武器，连夜行军到达高雄港，在两步、三步一个个持枪哨兵的监视下，上了军舰。等到他们识破这一骗局时，终于绝望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呼喊着爹娘，有的甚至从上下船锚的大洞钻出去，跳进黑压压的大海，紧接着响起了机关枪扫向大海的声音……随后，林世坤即杨斌就被扔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从徐州到金乡、嘉祥、巨野，转战各地。他们之中，有的中弹身亡，有的因逃跑而被枪毙，有的用刺刀在肚子刺一个大洞自杀了，至于病死、冻死、饿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像林世坤，即使活下来了，国民党撤到台湾，他却被扔到了大陆，不得不经受着海峡两岸分离所造成的那锥心蚀骨的痛苦。
在大陆，老朱也是被国民党哄骗当上兵的。和林世坤等台湾兵一样，他从此转战各地，随六十二军到了台湾，不久，跨海直奔东北战场，国民党大败，又被强行再次到了台湾，同样尝尽了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痛苦。
台湾籍国民党老兵林世坤，大陆籍国民党老兵老朱，他们经历相似，命运相同，彼此的感情、需求也就相通了，他们必然地都打心眼儿里确认，台湾和大陆，两头的家，都是属于自己的中国的家园。
小说又以较多的篇幅，从人性层面上，用比较的手法，描写了林氏一家。其中，有的人亲情冷漠，甚至人性丧失；更多的人都有着真挚的亲情，人性在他们身上熠熠发光。
小说写到，林世坤家里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双眼失明的母亲。兄弟三人中，世坤排行老大。他和二弟在租来的薄田上，没日没夜地干，却仍吃不饱饭。父亲老了，母亲什么活也干不了，长年坐在床上，不见一缕阳光，把她一张宽瘦的脸，阴得苍白极了。林世坤的三弟右腿有一点瘸。世坤担心，三弟干不了农活，一心想让三弟读书识字，将来或者可以有条出路养活自己。于是，田里的活再忙，他也要送三弟上学，接三弟回家。看了招兵告示，他想，父亲老了，倘若二弟再征去当兵，这家如何维持呢？结果，和老父、兄弟说好了，高高兴兴地志愿当兵了，而且马上还能拿到三千元安家费。刚入伍的时候，还准许家人来访。当时天气太冷，在会面的时候，常常有几个台湾新兵把当天自己的饭菜，让家人带回去，林世坤就是其中的一个。来看世坤的，总是三弟。世坤把当天的早饭，两个白馒头、酱菜、花生，还有前一天晚餐的糙米饭、卤咸鱼和炒酸菜，装进便当盒，让三弟带回家。哪知道，林世坤这一走就是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艰难岁月里，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人，不盼望着回到台湾的老家。然而，当政局变化，可以回去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阻力来自他同胞兄弟老二的一家。
原来，1952年前后，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林家几代佃农，分得了两亩来地。过了十多年后，老父去世之前，就把土地分成三分，对老二、老三百般嘱咐：留给老大一份。又过了七八年，城市建设扩展到农村，土地成了点石成金的高价商品，老二卖地发了家，过上了花天酒地在外养女人的生活。老二的儿子林忠买选票当上了镇代表，利用权力炒卖地皮，开酒家，成为暴发户后又搬至新市的别墅区。老二一家接到林世坤的多次来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暗心理，认为大哥是专为地产回来的。他们不仅不理不应，而且设法办理林世坤的所谓死亡证，以好变卖交托在他们手里的这份土地。
老三早已病逝，留下的儿子林启贤是小学教师。当林世坤委托黄姓台商找到林启贤的时候，林启贤去找二伯父和堂兄商量，开始也被他们的言辞吓住了，什么“就是共产党”，“为共匪做保，财产充公不算，人都会抓去打枪的”等等。踌躇了几个月，等到他知道堂兄并吞了大伯父的地产时，愤怒的林启贤下决心，非把大伯父办回来不可。在机场见到林世坤，他说，“直如见了我阿爸，一眼就认出来了”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49页。。在陪大伯上祖父母的坟上，他的生命又喷涌出那难以言传的亲情。他看见大伯——
在盖成小屋子似的墓室前跪下来，开始全身颤抖，而后放声哭了。林启贤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哀切的男子的哭号，仿佛要诉尽一生的苦楚、漂泊和离散。他和大伯之间，原本隔着年辈；隔着他无从攀登和探视的历史；隔着辽阔、陌生的地理。但那一天，杨斌即林世坤。那至大的哀伤和悲怆，深深地渗透到他最里面的心坎，使他泪流满面。就打这回起，林启贤忽而从生命中感受到大伯是亲人，是骨肉，他甚至感觉到上天竟活生生地又给了他一个新的父亲。同①，第61页。
终于，林启贤又为大伯办理台湾的身份证了。身份证下来后，林启贤还要去法院打注销死亡宣告的官司。就在两个星期后身份证就要办下来的时候，林世坤决然放弃台湾的地产，要回大陆那边的家乡。林启贤十分诧异，林世坤伤心地告诉他：在和老二、林忠的电话里，受尽了侮辱，“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亲侄子，想吞占我的财产也就罢了”，“还硬生生编派我是共产党、是冒牌来抢财产的外省猪”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66页。。“四十多年来，我想的是家，是人。”同①，第62页。“我知道了有一份财产，也没想过一定要，大家欢喜乐意要分给我，我要。要争，要抢，伤心啊，我不要了。”同②。妻子也在电话里嘱咐：“我们不要。别为了财产就不做人。”同②。
而正是这位妻子，在林世坤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了他生活的勇气与信念。林世坤告诉侄子，“那时，就是你大伯母一个人支撑着我。她老说，老杨，你别发傻，想不开。每天出去挨批回来，我不说，她也不问，只是下一小碗面疙瘩，再不就煮开水让我洗个澡”。“有批斗我的会，她一定参加，坐在我只须一抬头就看得见的地方。她不是来听批斗。她是要让我知道，我最艰苦的时候，她总是在场。”同①，第64—65页。事情全过去了，苦过了以后，老夫妻俩只得出一条结论：“以后再有什么大风大火，也决不能就不做人。”同①，第65页。
看来，陈映真这样写林氏一家各个成员在人性方面显露的异样状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土改后资本主义发展中某些阶层中人的异化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丧失人性的人确是少数，两岸民众之间的亲情是谁也割不断的。而这割不断的亲情，正是联系着台湾与大陆的历史的民族的血缘纽带。
小说还写了一个张清。
张清这人，陈映真着墨不多，却又十分特别。这些年，他特别喜欢谈“台湾的主体性”、“命运共同体”，还喜欢谈“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就应该“爱台湾”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5页。。当一群打太极拳的人跟杨斌即林世坤搭讪的时候，郝先生笑着说了一句“台湾只不过是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同①。，张清就接着说，“其实，国家不在大小”，“不在乎大小啦，只在于，有没有那个……主体意识，有没有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同①。说到过去台湾人穷得吃不上饭，张清说：“米仓台湾居然缺米，这正是‘国民党中国人统治台湾’的恶果。”同①，第16页。
事实上，在台湾，李登辉主政，特别是民进党陈水扁执政以来，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掌控的舆论工具，向民众灌输了一整套的“台独”谬论，张清就是受蒙骗当中的一个。在张清所说的这番谬论里，我们可以看出，“台独”势力故意混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把国民党过去对台湾人民的阶级统治，胡说是中国、中国人对台湾、台湾人的统治；故意把台湾一个地区的地方特殊性，硬说成是台湾的本土性，进而又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