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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1984年5月20日，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李登辉爬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辞世，蒋经国接班主政。这时，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蒋经国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其间，台湾经济取得较高速度的发展，具有相当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形成。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与台湾断绝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外资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影响了人心安定，波及了政治局势，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改革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蒋经国的“革新保台”方针也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分离主义反对派的挑战，面临着法统危机、继承危机、开放党禁、报禁以及解除“戒严法”等等政治难题，还面临着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等一系列政策的挑战，而不得不做出若干开明的、进步性的改革措施。比如，逐步实现领导权力结构的过渡和转型，由蒋氏“家天下”体制向“非蒋化”过渡，向年轻化转型，由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转型，由大陆人主政向“台湾化”过渡，等等。李登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台湾当局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严，终止了长达四十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党禁、报禁也被解除。
其实，“解严”之前，这种冲击已经显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当时的台湾，进入80年代以后，反对势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一些“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打着“民主”的口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这种分离主义的活动，不久便发展为组建“台独”政党的活动。在美国，不同的人先后组建过不同的“台独”政党。比如，1984年有“台湾独立联盟”，1985年有“台湾革命党”，1986年有“台湾民主党”。最后，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独”势力宣布“台湾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形式登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
（二）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政治局势里，台湾文化思想领域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激烈的“统”、“独”之争。
当时，从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来说，台湾的分离主义的论述，是从“台湾结”与“中国结”，从“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也就是“独立”与“统一”的争论开始的。
这场统、独争论的触发点，是1983年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外省人第二代韩韩、马以工创办《大自然季刊》，以他们认定的方式去爱台湾。另一件是，另一个外省人的第二代，以创作《龙的传人》一曲成名的校园民歌手侯德健，赴大陆以圆回归祖国之梦。由此，而引爆了“统”、“独”意识的公开论战。
原来，1983年6月11日出版的《前进周刊》第11期，报道了侯德健赴北京进修的消息，还发表了杨祖珺的文章《巨龙、巨龙，你瞎了眼》。文章说，侯德健是爱国的孩子，龙的传人只是侯德健在学生时代，辗转反侧深思不解的中国，龙的传人是他揣测、希望、担忧的中国。文章还说，中国虽然是从书本上、宣传上得来的，但毕竟是在深深地困扰着台湾年轻知识分子的问题。一个星期以后，6月18日，《前进周刊》第12期上，又有两篇相关的文章刊出。其中，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面对《龙的传人》这首歌广为流传的热烈而又动人的情景，首先深情地倾诉了他心中缘于“中国情结”而迸发的爱国激情。陈映真写道：
这首歌整体地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在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的和现在的政治权力。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第24页。
针对少数分离主义者有关“空想汉族主义”的荒唐指责，有关“台湾社会的矛盾，是‘中国人’民族到‘台湾人’民族的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谬论，陈映真明确地指出：
组织在资本主义台湾社会的所谓“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决不是所谓“中国人＝支配民族＝支配阶级”对“台湾人＝被支配民族＝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关系。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第26页。
陈映真呼吁，无论是批判右的还是批判左的台湾分离主义，人们都会“心存哀矜的伤痛”，“而如果把这一份哀矜与伤痛，向着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扩大，历代政治权力自然在巨视中变得微小，从而，一个经数千年的年代，经过亿万中国人民所建造的、文化的、历史的中国向我们显现。民族主义，是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争取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之向上、进步、发展、团结与和平；是努力使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与他民族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这种认识。”同①，第27页。
6月25日，《前进周刊》第13期发表了三篇文章，攻击了陈映真的观点。这三篇文章是：蔡义敏的《试论陈映真的“中国结”——“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中？》，陈元的《“中国结”与“台湾结”》，梁景峰的《我的中国是台湾》。这三篇文章，集中攻击了陈映真的“中国结”，主张“台湾、台湾人意识”。
7月2日，《前进周刊》第14期又发表了陈映真的《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一文。针对“左翼台湾分离主义”者把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歪曲成了“中国人”民族与“台湾人”民族的矛盾，针对分离主义者攻击爱国的“中国结”是“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中国民族主义”，陈映真首先确认：大多数在台湾的本省人、大陆人，都有共同一致的愿望——希望台湾的政治有真实的民主和自由，社会有正义。然而，分离主义者却无视这一事实，歪曲这一事实。激于民族义愤，陈映真接着发出了质问：为什么凡是要台湾更自由、更民主、更有社会正义的人，就非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不可呢？为什么我们以中国人为荣，以中国的山川为美，以中国的瓜分为悲愤，一定是可耻、可笑呢？为什么凡是自然地以自己为中国人，并以此为荣的人，党外民主运动都不能容纳？陈映真呼吁：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的团结。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指出，这种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这真是一种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论争一经展开，很快就激化起来。
1983年7月，《生根》杂志刊出陈树鸿的《台湾意识——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一文，极力维护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中国意识”等同于不民主，主张为了民主必须排除“中国意识”。这个论点倒是说破了新分离主义者的一种策略。他们是有意把自己的“台独”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不民主”画上等号的。到后来，20世纪90年代，我们常常看到“台独”派在重复使用这一论证。不过，这其实不是他们这些党外新生代的发明，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一些西化派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中国文化时，也是在民主不民主问题上做文章的。
这一年的8月底，陈映真应聂华苓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到美国作短期访问。9月28日，他和旅日华人教授戴国煇做了一次对谈。对谈的话题，就是台湾岛上刚刚发生的“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与“中国人意识”、“中华民族”，或者说“台湾结”与“中国结”的问题。这次对话，先后发表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台湾与世界》1984年2月号、3月号，台湾出版的《夏潮论坛》1984年3月号上。对谈中，陈、戴两人的共识是，“台湾结”是“恐共”、反共的表现，实质是“以台籍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对大陆的抗拒，其背后的暗流乃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安；台湾独立的理念是60年代中兴起的台湾的资产阶级的理念，这实在是阶级问题，而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陈映真和戴国煇的对谈，带有1983年最初论战小结的意义。
到了1984年，论争趋于白热化了。
1984年3月的《夏潮论坛》12期上编发了《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除了前述陈、戴对谈的记录稿，还发表了戴国煇的《研究台湾历史经验谈》，吴德山的《走出“台湾意识”的阴影：宋冬阳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还有陈映真署名“赵定一”的《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这些文章或谴责“台独”意识为“恐共”，或视“台湾意识”为阴影，尖锐地批评了分离主义。看来，“台独”势力确实盗用了并歪曲了“台湾意识”这个地理区域的文化思想概念，他们硬是人为地把“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对立起来，这样，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思想概念就成了“台独”的思想标签。
这里说到的宋冬阳，就是陈芳明。陈芳明的长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台湾文艺》86期上。陈芳明从台湾文学切入，回顾了80年代以来台湾思想界、文学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战，对陈映真等人的主张进行了攻击。《夏潮论坛》上的《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