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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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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夜行货车》直奔台南农村一样,这是一种象征,到农村石碇仔去,就是奔向光明之地,奔向光明。 
  《赵南栋》汲取了《史记》写作体式的某些特点,全篇设置为四节:《叶春美》、《赵尔平》、《赵庆云》和《赵南栋》。每一节都从一个人物切入,或叶春美,或赵尔平,或赵庆云,或赵南栋,然后生发开来,交错地描述了宋蓉萱一家四十年间的故事。全篇以写实为主,不时又插入一些梦境、幻觉等现代派手法。如赵庆云弥留时对妻子宋蓉萱的幻觉,写得真挚,很有情感。 
  (二) 
  有关《赵南栋》的评论文字,吕正惠的意见,值得讨论。 
  1987年,吕正惠在《台北评论》上发表《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4—224页。一文,批评这篇小说表现出陈映真的“历史架构”是错误的。归纳起来,这种“历史架构”的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铃珰花》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那些关涉到政治的特殊的生命,《山路》描写这些生命的一个边缘分子,而《赵南栋》则直接处理这些在黑暗中被毁灭掉的生命”同②,又,第217页。,所有这些“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②,又,第219—220页。。我理解,吕正惠在这里说的“历史的真相”的意思,就是“历史的全部”。 
  在吕正惠看来,“《赵南栋》的一、三两节,如果不放在整篇小说的大架构中而分别处理,可能会更成功,更感人”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7页。。在小说的第三节《赵庆云》里,陈映真借赵庆云的嘴传递出一种看法——“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41页。吕正惠说,陈映真用反问句的口气,“好像在答:‘不是的!’”同①,又,第219页。于是,吕正惠以为,“这可能太乐观了,单以20世纪来说,历史的‘悲剧’实在太多了,如果每一件都要找出意义来,恐怕谁也办不到。这句话当作是一种‘不甘’的表示,也许说得过去;当作是一种历史的答案,恐怕是太过理想化了。”同③。言下之意,吕正惠认为,“陈映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我们所看不到的历史真实,我们所不了解的生命世界”同①,第218页。,然而,这“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相”同①,又,第219—220页。,即历史的全部。在吕正惠看来,陈映真以20世纪50年代的肃杀代替了台湾近现代历史,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台湾历史的全貌。 
  第二,《赵南栋》描写的重点是什么? 
  “在陈映真看来,自从三十年前代表着炽热的理想和纯美的人格的那一代‘消失’以后,台湾的历史就一直在向‘堕落’的路上走。在小说里,赵庆云、宋蓉萱的‘牺牲’,换来的是他们的下一代赵尔平和赵南栋的全面倒向‘官能享受’。陈映真以一种极其简化了的‘象征’,来向我们宣说,他对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的‘阐释’。”同①,又,第220页。在《山路》里,“陈映真的‘历史解释’已经发展成形。到了《赵南栋》里,他把这种解释赋予一种更加明显的象征架构。”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1页。吕正惠又摘录了陈映真在第三节《赵尔平》里的两句话,以为佐证。这两句话是:“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崩解净尽了。”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15页。“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同②,第130页。由此,吕正惠也认为,陈映真犯的是以部分代替全面的“历史架构”的错误,其结果也没有反映出台湾近代历史的全貌。 
  第三,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把上述两个“片面”,形成了“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说,“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他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同①,第214页。。后来发表的《赵南栋》,吕正惠认为,陈映真把他在四年前所作的突破,“进一步加以发展”同④。。“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略作暗示而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比较明显的铺陈。同时,《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牵扯进去,这就更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同④。吕正惠认为,这种“二而一”的思想体系,正是陈映真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同①,又,第220页。。而以这种“礓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陈映真的“特殊的‘历史架构’”同①。,又“过早地以这种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这是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同①。。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这种特殊的‘历史架构’”? 
  吕正惠说,“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陈映真的两点基本前提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挑战。首先,近代台湾历史的‘主流’,是由他们所说的那一批所谓‘理想主义者’来代表吗?如果是,那么我们要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在《人间》杂志的专号论及二二八事件时,陈映真的态度颇为‘冷淡而客观’,并提醒我们,不应忘了韩战爆发以后,政府所发动的另一次政治整肃。明显的,他的小说所要描写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陈映真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而非全面”同①,又,第221—222页。。其次,根据上面所说的前提,“就导引出陈映真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前提: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错误’而‘堕落’的。这个前提,清楚地反映在《赵南栋》的组织架构上”同①。。以此,吕正惠就认为:“由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人们恐怕很难客观地评断《赵南栋》的艺术价值。在目前的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艺术水准的论辩。”同③。 
  其次,从艺术家的职责来看,在《赵南栋》里,陈映真没有尽到“小说家的职责”同①,第223页。。吕正惠说:“假如历史有一股流动的趋势,很明显,那趋势不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小说家只能‘感受’,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吕正惠以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例来说明,尽管他们拥有并笃信自己的“历史解释”或“神学”,而他们并没有安排自己确认的历史架构或神学架构,去“干涉”小说的创作,他们小说创作的“行动”也只是极忠实地凭自己的“感受”去捕捉,从而去表现的。这样,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总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直觉地体会到农民的问题与农民力量”,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人们感受到的则是“城市的无产者(包括无产的知识分子)不可预测的本质”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由此,吕正惠认为,和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相比,陈映真的错误是:“任何敏感的人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同①,又,第222—223页。可见,《赵南栋》没有表现出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有“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的呈现那一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指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在吕正惠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并没有艺术地证明出:“自从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同①,又,第223—224页。于是,吕正惠的结论是: 
   
  作为一个艺术家,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所固持的意识形态,而在于,他没有为他的意识形态寻求“艺术上的证明”,而反过来以意识形态去“僵化”了他的题材,因而沦为艺术上的大失败。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4页。 
  (三) 
  对吕正惠的批评,陈映真有过回应。 
  1987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发表了蔡源煌的《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其中,蔡源煌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陈映真都作了回答。 
  蔡源煌问:“最近,有人批评你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某一种‘历史架构’,那架构似乎一再暗示:继那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你是不是认为,统一是纠正这一切‘错误’的历史的关键?”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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