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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省吃俭用。有一段时间，他省去租房的钱，住在同学家房厅外的廊檐下，用旧床单沿着廊檐的柱子围了一圈，晚上就睡在那里面。这样，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到台北市那条旧书店街牯岭街去买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陈映真自己说，那段日子确实是“耽读竟日终夜”许南村：《后街》。。当他读完了牯岭街上残存的祖国30年代的文学作品时，在不知不觉中，又把求知的目光转向了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点燃了他心灵深处激动的火炬。而后，《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日译本的斯诺的《中国的红星》，莫斯科外语出版社英文版的《马列选集》第一册，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纸质粗劣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等等，“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同①。，“他几乎日日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蜕化，不断地流变，却不知道自己终于要蜕化成什么，深深恐惧着不让即使父母朋友察觉到自己不能抑自的豹变。”同①。
在这样的“不能抑自的豹变”中，陈映真不再去教堂了，但他笃信基督耶稣的父亲给与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他说过，“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0页。。看来，耶稣，史怀哲，以及促使他后来“豹变”的书籍，相与的朋友，“像一个又一个紧密相扣结的环节”同④。，构成了当时的陈映真。
直到1976年9月，陈映真在为《知识人的偏执》所作的自序《鞭子和提灯》里，他还说到当他入狱的1968年，父亲头一次去看他，约摸十来分钟的晤谈中，还有这样嘱咐：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陈映真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他说，“即使‘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0页。。
（四）
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习作是在高中二年级时写的。那时，语文老师叫学生“自由命题”，自由地写。他学着那时流行的文艺杂志《野风》中的情调，写了一篇少男少女间忧愁的恋爱故事，当时还受到了老师的夸奖。
大学二年级时，《笔汇》主编尉天骢托陈映真的中学同学尤崇洵向他约稿。尉天骢和陈映真是台北成功中学的先后同学，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科系，但他们共同喜爱的都是文学。为什么喜爱文学呢？尉天骢说，因为文学作品使他们看到了他们的“梦和理想”尉天骢：《三十来的伙伴，三十年来的探索！》。《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卷首第22页。。正因为如此，在大学的后两年里，他们便借着《笔汇》《笔汇》原是国民党中华文艺协会陈纪滢、王蓝等人创办，后来几个大学生——尉天骢、许国衡、尤崇洵、刘国松等人接编改版。《笔汇》的革新号于1958年出版。这份刊物，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直到2001年10月在台北洪范书店6卷本《陈映真小说集》的《序》里，陈映真还动情地写道：“我感谢长年知交尉天骢教授。是他，在不经意间带着青涩的我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我感谢以尉天骢所主编的《笔汇》、《文学季刊》和《文季》所形成的、年轻的文学小圈，在那里享受了文学的友情、启蒙、鼓励和成长。”陈映真：《陈映真小说集？序》。《陈映真小说集》第1卷，台北洪范书店2001年10月版，第1页。以下，本书引用的文字，凡出自这一套《陈映真小说集》的，只注卷数和页数，不再加注版本。就这样，二十二岁的陈映真带着他的处女作《面摊》，在台湾步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发表《面摊》时，他用笔名陈善。
《面摊》发表在1959年9月《笔汇》1卷5期上。《面摊》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对夫妇带着咯血的孩子，从苗栗来到台此，为了活命，摆了流动的面摊，遭遇了各种困境。读这样一篇《面摊》，我们都会感觉到作品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这魅力就来自于，潜隐在痛苦的人生中，还有一份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
有人说，这篇小说写的是爱情故事，写那位困倦热情大眼睛的警官，“单恋”着优美的长长的颈项的妈妈——面摊的女主人。
其实不然。
读《面摊》，可以看到，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陷于贫病交加的流浪乡民，一家人挣扎在生存的困境里，但彼此却流淌着真实的真情，流淌着夫妻、父子、母子之间的亲情。在冷陌的台北街面上，就连向来对立的警官与百姓之间，也还存在着那份人间的真情。正如陈映真说的，这是一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笔下的那个警官形象。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时，警察是占领者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鹰犬，警察还兼有辅助行为的职能，每个警察都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开始，警察全是日本人充任，台湾同胞讽刺他们叫“查大人”。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了一些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大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使沦亡的台湾同胞深受其害。早年，台湾新文学发轫时期，先驱者赖和就在他的代表作《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里，揭露和控诉了这些帮凶走狗。这，在台湾新文学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题材和主题。赖和之后，曾经一再为台湾爱国文学家们所表现。
倒是陈映真，他笔下的警官却和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的“巡查”、“巡查补”有了完全不同的造型。
“面摊”先是通过女主人公金莲和孩子大宝的视角，正面描绘了这个警官：
……不一会果然看见一个白盔的警官。他慢慢地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挟在他的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交给左手抱着，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搓着脸，仿佛在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似的。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情热。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变成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4页。
由“认识这个面孔”同①，第4页。，妈妈想起他们流动面摊开市第一天，毫无经验的他们，不懂摊车出入市街的规矩，也不知道要申报流动户口，只能被罚款六十元。和那个“肥胖而暴躁”的警官相比，这个警官不言不语，一对大大的眼睛，透出的是“困倦而深情”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页。。他似乎对派出所呈现了的“官”“民”的对立，产生了困惑，由困惑而来的精神上的倦怠；相反，由他生命里流动着的善良时时漫溢出来的是对这一家三口的深深的同情。眼前，当年轻的警官消失在街角的时候，孩子童真地说：“这个警察，不抓人呢。”“大宝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那时候，你们不用怕我了。”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她的心似乎已经“漂”同①。得很远很远了，“漂”到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暖人的爱的世界里去了。
作品又细致地描写了年轻的警官在他们面摊吃点心的温馨场面。最后，这个警官留下了十块钱，爸爸执意不要那么多，妈妈匆匆地去追赶，还那多给的五块钱。等到妈妈拿着那张红色的五元钞票回来时，父子两人反复地说着：
“他不要钱吗？”孩子说。
“追上了吗？”爸爸说。点起一根皱折的香烟：“啊——他是个好心人。啊——”
…………
“他是个好心人。”爸爸说。半截香烟在他的嘴角一明一熄：“好心人。”
…………
“他，不要钱的吗？”孩子说：“不要，不要——”同①，第7—8页。
妈妈还是没说话，伴随着孩子一串串长长的呛咳声，她心头一酸，簌簌地淌下了眼泪，是心疼自己的病儿，还是那“说不清”陈映真：《面摊》。《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页。的刚刚触摸到的人间真情，又擦身而过了呢？！
比起前辈作家赖和笔下的“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来，陈映真笔下的这个警官形象，显得温柔，对百姓保有一份人间的真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可以理解的是，陈映真生活的时代，不再是赖和生活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走了，他希望那些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的“补大人”、“查大人”也不复存在。即使二二八事变给他留下的是血渍和恐惧的记忆，他也以为，都是中国人相处的时代了，人世间本来就该充满这种温柔和真情，充满这样的爱。于是，尽管是一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却也十分真挚地记录下来当年的陈映真的挚爱的胸怀。不难看出，这里有着基督耶稣的若隐若现的影子，有着俄罗斯文学大家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