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绨萘闼椤⑾讼浮⒚羧竦摹庀蟆闭藻谇铩⒃烊稹⒄虐鳎骸恫铰奈淳肟淝狒妗氲贝骷页掠痴娑曰啊贰！段囊毡ā罚�1999年1月7日。。在陈映真看来，“首先是思想而不是技巧决断作品是不是‘现代主义’——尤其是50年代美国作为一种文艺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力量宣传传播的‘现代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许多散文诗，光从技巧上看，‘现代主义’的技巧特征叫人惊叹，但是不会有人把它归类为特别是战后意义的现代主义派。相反，作品基本上‘传统’、‘易懂’些，但思想精神上有现代主义特点，应该划入‘现代派’”同①。。
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审视陈映真在这段时间的作品，尽管他创作的二十二篇小说中就有十八个人物死去，但他们的死亡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的。
我们来看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怎样地走向死亡的——
《死者》里的生发伯，《猫它们的祖母》里的娟子的祖母，《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是病死的，属于正常死亡。前两篇作品里，陈映真描写的切入点以及突出的重点，是两位老人的患病、病重、弥留时候，忆起的是那催人泪下的一生的悲惨遭遇。后一篇作品里，陈映真着重写了主人公目睹社会黑暗而受刺激，而患病，而失去生的意念。
《我的弟弟康雄》里的康雄，《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祖父和伞》里的祖父，《文书》里的安某，《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季妻，《猎人之死》里的阿都尼斯，《第一件差事》里的胡心保，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或为贫困而步入生存的困境，或经历歧视、压迫、磨难而陷入绝境，或因理想破灭而行动极为乏力。总之，都对人生和世事彻底绝望了。
《苹果树》里的廖妻，《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季妻，犹如生活在铁屋子一般。赤贫的物质生活，窒息的精神生活，逼得廖妻呆呆傻傻，人们误认为患了精神病，称她为“廖生财的病妻”。季妻懵懵懂懂地打发着每天的日子，漠然地对待人与事。当林武治以苹果树的幸福启迪了廖妻的心灵时，“伊的死鱼一般的眼睛第一次点起了灵秀的人间的光彩”陈映真：《苹果树》。《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16—117页。。在绿色之候鸟上结下的亲密友情，形成的爱的世界，打开了季妻封闭的心扉。然而，她们醒了，却无路可走。
《将军族》里的三角脸与小瘦丫头儿，历经坎坷，相知相助相爱，为殉情而死。但他们不是一般的殉情。他们处处为对方着想，为了完美的爱情，为了幸福的婚姻，勇敢地选择了死而再生之路，就像凤凰涅槃一样。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里的犹大，有理想、有政治目标，是一位忠诚的社会革命者。他设计的革命失败后，痛苦地在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上吊死了。
《六月里的玫瑰花》里的美国黑人兵士巴尼，充当了侵略者的工具，最后也死在越南战场。他的悲剧就在于，当他疯狂杀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时，他竟然愚昧地认为他是在为他的祖国而战。
《哦！苏珊娜》里的彼埃洛，在执行传教任务中车祸而死。《唐倩的喜剧》里的罗仲其，是新实证主义理论家。就是他所倡导的新实证主义，让他陷入不可自拔的自相矛盾的困境，进而导致思想混乱、发狂，而终于自杀。这两个人物形象分别在各自的作品里，衬托着各自作品里的主人公“我”、“唐倩”而存在着，对各自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生着某些象征的作用。
可以说，这十八个人物形象，没有一个不是镌刻着客观社会存在的烙印，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实在的社会意义，决不能说，陈映真写了死亡，他就是现代主义了。
自然，我们也要看到，陈映真也的确受到过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看到他还自觉地引进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具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用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所以，在写“死亡”上，他确实移用了某些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比如，逼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地描述了人物弥留时的心理活动，这，恰恰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最为热衷的一种写法。
我们看《死者》。
《死者》的主人公生发伯在弥留之际，意识清醒而活跃，他想到过的人和事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是，在回顾自己悲惨一生以后，生发伯愚昧地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命运在作祟，只能认命了。“命运如今在他是一个最最实在的真理了，否则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无法解释的：他劳苦终生，终于还落得赤贫如洗；他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如今却落得家破人亡；他想尽方法逃离故乡，却终于又衰衰败败地归根到故乡来。而那些败德的，却正兴旺。这都无非是命运罢。”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4页。要知道，作品中的人物思想与作家的思想，往往是不能相等的。关键要看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思想的态度。在《死者》里，陈映真同情的是生发伯的一生磨难，对生发伯这种宿命论思想，却是持有保留态度的。生发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患癌症死去的。对这一家“神秘”的死，陈映真透过老人抱养的外孙林钟雄的视角，否定了宿命论的观点。那么，陈映真为什么要这样具体、细致、真切地描写生发伯的这种认命的想法呢？事实上，这样写生发伯，也是在客观上揭示台湾底层乡镇农民的不幸的生活情景，决不是说明“死亡决定于人的命运”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可以说，陈映真越是这样写，人们在同情生发伯的同时，对他的愚昧想法，就越会引发出来质疑：难道，果真是命运在主宰一切吗？这样，独特的审美的艺术效果也就出来了。
二是，二儿死后，生发伯多次想要嘱咐孝顺的二媳妇，要自重，但终未如愿。
小说里，生发伯想起一件旧事来，那就是他父亲的死。原先，他父亲死过了两刻工夫，也还阳过来，似乎为了特别要叮咛母亲一句话，那就是“老伴，我死了，可不要做些难看的事，使儿女见羞……”同①，第53页。如今，他也想起一件讳秘心中已久的事来。他曾多次看见家里似乎曾有神秘的男人的影子。无奈他老眼昏花，加以重聋，不能贸然断定。何况，一屋子外人，他也说不出要媳妇千万不要做见羞的事。直到闭眼前，老人家惟一的心事，是想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向媳妇叮咛那一句话，但终因碍着人前，不好出口。在老人看来，这是败德，他的不幸，都是因为住在这个败德的庄头招来的。小说末尾，等那位年轻的农夫和二媳的关系明朗化的时候，陈映真也就写下这样的旁白：从“这些平板苦楚的脸孔里，实在无法感到这里竟有这样一个怪异的风俗。而且一直十分怀疑这种关系会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许是一种陈年的不可思议的风俗罢；或许是由于经济条件的结果罢；或许由于封建婚姻所带来的反抗罢。”这样，作家也就彻底否定了“他们是一群好淫的族类”，因为“他们也劳苦，也苦楚，也是赤贫如他们的先祖”陈映真：《死者》。《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57页。。
有些学者认为，陈映真这篇小说表现的是“命运决定论”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我们看他这样描写，还能同意这样的结论吗？
三是，生发伯平静地对待死亡。
小说里写道：生发伯咽气、缓气、进入沉睡、继而清醒以后，他倒是反而更加的平静了，他想，死亡如果只是刚才的那种神志渐远的睡眠，也就无所恐惧了。看来，他之所以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一个因素是，“大苦楚”、“大凄惨”之后，他已经“心如止水”了。他时时觉得，这样活着没有意思。再加上，如今又重病难起，自知快要走了。另一个因素，有了这次民间称之为“还魂”的实际体验，他以为，“死亡”并不可怕。生发伯的这些想法，都是客观存在他头脑里的反映。然而，读这样的描写，令人心酸的是，老人在平静的心态里，竟有“一种轻微的欢喜”：“他终于要睡在那巨大而光亮的桧木棺材里了。他在制材所的时候，辛辛苦苦运回木料，做成两副漂亮的桧棺，一副给母亲，一副较小的留给自己。他永不能忘记母亲入殓的时候，众人那种佩服和钦敬的眼色。如今他自己就要睡在另一副发亮的桧木箱里了。”同①，第55页。读到这里，我们真的禁不住一阵阵悲凉袭上心头。就是这位老人，历经七十五年的苦难，最后留下的欢喜，请注意，也只是一点“轻微”的欢喜，居然还是他为自己制作的这副棺木！这哪里是对“‘死亡’的赞美诗”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这简直就是作家对那不公正的社会的血泪控诉！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作品判断陈映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要重在内容，而不能只从形式看问题。
同样，《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小淳，因为目睹社会黑暗，受到刺激而生病，终因看不到希望而失去生的意念。这样坦然地面对“死亡”，不也是对那黑暗势力的一种控诉吗？所以，我们不能光看陈映真在用什么形式写，就断定他是什么主义，而是要看他在运用这种形式时所表达的是什么内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九、在监狱里——从《汹涌的孤独》说起
绿岛的风声、浪声所代表的精神的人。——陈映真（陈映真：《绿岛的风声和浪声》。《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108页。）
1968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