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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身、言、书、判，身取其休貌丰伟，言取其言辞辩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
文理优长。资考者，限年摄级谓之资，课校殿最谓之考”③。总之，象这样一类娜误，，…
不仅纠正了前人注释《通鉴》的错误，而且亦丰富了读者的史学常识。因此，我们认为
臂通鉴注梦如同《通鉴》一样，是一座内容十分丰富的文化宝库。从这些辩误中人们可
以清楚着到，胡三省若无渊博的历史知识要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诸如此类的辩误，还
告找读者，在读书当中要多作思考，因为有许多的单或辞，大都有多种解释，有许多器
物粕典制，也往往有多种用途，所以要力戒望文生义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的作
风，要做到触类旁通，对子前四史原有注释，，凡是错误不当之处，胡三省在注释中亦都
能予以细心的考证和辩误。
三、考辨史事记载上的讹误
胡注不仅对前人注释中的错误予以辩正，而且对《通鉴》本身记载上的讹误亦都能
①《通鉴释文辩误》卷三。
②《通鉴释文辩误》卷八。
⑧《通鉴释文辩误》卷十，汹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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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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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_报第母期
一丫加以考辨，
、
并指出其产生错误之根由，尽管胡三省对于《通鉴》是非常推崇的，但
在这些方面决不为之讳饰，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如荞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永熙
元年，‘散骑常侍石崇”条下住曰：“前书‘侍中石崇二碑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
误，盖因旧史成文也。”这是指出记事前后矛盾，说明在对史料排比取舍上还有疏忽之
处。《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潞王清泰元年，“孔妃尚在宫中，潞王使人谓之曰：
‘重吉何在？”，胡三省注日：“以书法言之，潞王在此当书‘帝’，盖承前
史，偶失于修改也。”这是从书法角度说明这条史料记载不合义例，其所以如此，也是
申于在史料剪裁丰，偶失于修改‘特别令人吃惊的是，胡三省在往释中竟能将《通鉴》
征引材料出处指得一清二楚。如卷一百六十一，梁武帝太清二年记侯景之乱，云“贼积死
于城下”。胡三省则在往中说：“死于城下者，岂真贼哉？侯景驱民以攻城，以其党迫
整于后，攻城之人，退则死于贼手，进则死于矢石。鸣乎！积死于城下者，得非梁之赤
子乎！”尤其可贵的是，胡三省在注文中不仅广引史籍进行辩误，还非常重视用实践经
验来说明臆说之不足据，如卷二百五十，唐鼓宗咸通元年，“命趋东、南两路
军会于lJ，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胡注
曰：“炎哆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
人臆说耳。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刻县有城，犹为完壮。”这一批驳，十分有力，足以
令人信服。从上述所引可知，经他这样一一解释和辩误，对于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读第3期胡三省嘴通鉴注》简论1心夕
者也就容易理解了，而对，认为记载疏略，原因在于
一
“因其国人传闻”，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记鞋粗之事，亦是“以所传闻书
之”。类似这些议论，话语虽然不多，但往往都能揭示出问题的实质。‘
五、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论
在整个在梁武帝大
同十一年记载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
家之食”。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谎言，封建帝王与封建国家的利益能够截然分得开吗？对
此胡三省在注中曾无情地加以揭露，指出“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
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赋，遂
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①！在这里作者并未用高深的理
论，而只是以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深刻有力地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尤其可贵的
是卜他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无不出于“民力”！又咬通鉴》于
同卷中载梁武帝晚年，“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泽。”一个明明是好杀成性的
屠夫，偏偏装出一付慈悲的观世音面孔，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