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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些史书时，刘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写西汉一代之史，就不应有《古今人表》（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所收录人物起自远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陈胜、吴广等，未收录西汉人物）；谢承的《后汉书》应该为西汉末起义军所立的更始皇帝（刘玄）立“本纪”。当时听到刘知幾这番议论的人，都责备他不该这般议论前辈大学者。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自己许多看法有与前人不谋而合之处。这极大增强了刘知幾在钻研学问上的自信心。从此，刘知幾更加活跃地独立思考，在钻研史书过程中，一有创见就随手写成札记。日子久了，学问就越来越渊博，为后来撰写《史通》打下了基础。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刘知幾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时刚二十岁。有了官职之后，他面临两条发展道路：一是以声名继续词章之学，以利于仕途发展，求名利双收；二是重新钻研历代史书，但此不为时人所重，影响个人的声望和升迁。他选择了后者，把精力投向史学。有一段时间，他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从官方和私家广泛借阅史书，尽情披阅。
① 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馆上》、卷六九四《史馆下》、《史通》、《全唐文》卷二七四。刘知幾虽然对史学异常执著，但对政治也并非漠不关心。他在任获嘉主簿期间，曾多次上书皇帝，表达革新政治的意见。当时正值武则天当政。武则天一方面严厉打击长期把持政权的贵族集团，一方面不拘常规大量提拔下层地主阶级成员。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荐当官，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这样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刘知幾上书请求淘汰不称职的官员。证圣元年（695），刘知幾再次上书，他指出：“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可以看出，刘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较敏锐的。他所指出的问题，触及到当时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武则天见到刘知幾的几次上书，虽然很赞赏他的直率敢言，但却未采用。当时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滥；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网严密。很多官员每天上朝前，与家人别离就像生死诀别一样。每任命一个官员，仆役们窃窃私语：“又来了一个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满门抄斩。刘知幾深感置身官场祸福无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赋》放在案头，警戒自己时时保持小心谨慎。这时刘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奋发有为地干一番事业，又担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牺牲品。刘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场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欢心，任获嘉县主簿一连十九年不能升迁。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幾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原来北齐时祖珽等编有《修文殿御览》360 卷，唐初高士廉等编有《文思博要》1200 卷。武则天认为这两部类书还不够完备，于是命张昌宗、李峤、徐彦伯等二十余人编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类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亲属、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选来的编修者多是天下饱学之士，这是刘知幾第一次同全国著名学者们共事。无疑，在两年多的修书过程中，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学识也被别的学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岁的刘知幾终于正式成为国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写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顾说：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采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见，刘知幾在进入史馆之前，以孔子自勉，对史学有一番宏伟抱负。
刘知幾从四十二岁起，到六十一岁逝世，绝大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未担任史职，所以他晚年自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东观，是东汉时官藏图书之处，并在此组织集体修史，因而后来成为史馆的代称。
刘知幾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他在入史馆的第二年奉诏和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吴兢等编写《唐书》，即修撰本朝纪传体国史。领衔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由他来领导修史，怎么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呢？更何况是写和当时政局、人物有密切关联的史事。史馆监修常以迂腐的见解干扰史官的写作。如刘知幾被分配写《李义琰传》，根据李义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乐已经居住三代的事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这本无可非议，但监修一见则大笑，认为李义琰的祖先原是从陇西（今甘肃陇西）迁过来的，应改为陇西人。知幾无可奈何，只好改写。但后来在《史通》中说明了这件事，并指出：写人物的家乡籍贯应依据父祖以来的实际居住地，而不应依照先祖的发源地。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追溯过远就失去了记籍贯的意义。
刘知幾在史馆参加集体编修的史书，除《唐书》成书80 卷外，还有《高宗实录》20 卷、《中宗实录》20 卷、《则天皇后实录》30 卷、《睿宗实录》20 卷。所谓实录，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皇帝在位时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兴嗣编修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之事。以后也出现几种皇帝实录，但直到唐贞观年间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史官编写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实录成为定例。实录的编写主要根据起居注，再参考其他朝廷档案文件。实录记载史事较详细具体，是编写纪传体正史的基础。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使史官在编写实录时受到很大干扰。因为对每个人物的评价和对每件大事的记载，都可能成为官场倾轧的材料。监修实录的大臣和史官有时凭个人的好恶，对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写，实录不实是常见现象。刘知幾在编写实录时，感到处处受牵制。
唐初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表明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强，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监修大臣的严格监督。史馆监修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了史官。刘知幾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自然对史官所受的束缚更加敏感。
刘知幾在史馆无法充分发挥才能，渐渐产生了脱离史馆的念头。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中宗李显率百官护送武则天灵柩由洛阳回长安，刘知幾请求留在洛阳，在那里闭门治学。过了三年，有人报告朝廷，说刘知幾身为史官，不为国事尽力，取乐于园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这时史馆的情况更复杂了，竟同时有五个宰相监修国史。长官多，意见又不一致。如记载某件史事，监修杨再思说必须如实书写。另一监修宗楚客说应该隐讳真情。这使刘知幾无所适从，难以下笔。这时，又有一个监修萧至忠几次责备他编写史书没有成绩。刘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写出辞职信交给萧至忠。信中，刘知幾尖锐批评了史馆现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观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记一件事、一句话，都互相观望，迟迟不写，所以等到头发变白也写不出史书。
其二，资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种史料汇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门支持，困难重重。
其三，权贵干涉。史馆人多嘴杂，保密很难。一个史官要是记载某人恶事，著述未完，内容已传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惧权贵的干涉报复。
其四，监修牵制。史官修史要处处秉承监修意见，而监修多，意见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无所适从。
其五，职责不明。监修不定具体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写作无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诿，坐等时光流逝。
由于刘知幾久居史职，对史馆里的弊病洞若观火，因而所言皆击中要害。萧至忠见信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但又舍不得刘知幾这个人才，于是不批准他辞职。而其他监修则对刘知幾的批评大为恼怒，这样一来，刘知幾受到的排挤更加严重，处境愈发艰难。
发愤著作《史通》刘知幾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后又作修改。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