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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在十二岁时成为孤儿②。他少年时代为人豪爽,崇尚义气,但不知读书。约在咸亨元年(670),他二十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做了孝敬挽郎。由于他才华横溢,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制举③,授官濮州司仓参军,后调任郑州。几年后又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天授年间(6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胆,闹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罗织罪名和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①不久,即升任为夏官(兵部)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北方的契丹大举侵扰河北一带,连续攻陷了数州。当时军务繁多,各州司檄书雪片般飞来,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②。武则天十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因由郎中擢为夏官侍郎。不久,又擢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元年(698)九月,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时,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则直言不讳地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重演,他竟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很高兴,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③当即赐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贞。
长安元年(701)三月,姚崇任凤阁侍郎。四月,姚崇赴并州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不久兼知夏官尚书。当时,武则天男宠① 《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张说《梁国公姚崇神道碑》均言姚崇“字元之”。《旧唐书》本传言“改为元之”,当误。
② 《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载姚懿卒于龙朔二年(662),时姚崇当十二岁。③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
① 《梁国公姚崇神道碑》云:“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四。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③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张易之飞扬跋扈,目无法纪,擅自把京城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以充实私置的寺院,僧人表示反对,因而上诉,由姚崇断停。张易之又屡次说情,均遭到姚崇的拒绝。因此,张易之极力在武则天面前诽谤姚崇。长安四年(704)九月,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出为灵武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姚崇即将离京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认为张柬之沈厚有谋,能决断大事,且已年迈,请武则天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近八十岁的秋官(刑部)待郎张柬之,得以任命为相。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患病,宰相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五人欲乘机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张易之、张昌宗,拥护中宗复辟。这时恰好姚崇也从灵武道回到京城,张柬之高兴地说:“事济矣!”遂把其计谋密告了姚崇。姚崇参与了密谋计划。张柬之等成功地杀死了张易之及其党羽,迫使武则天退位。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①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中宗上朝听政,文武百官无不喜庆雀跃,唯独姚崇却呜呜咽咽,流涕不止。桓彦范、张柬之见此情景,不以为然,对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则回答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②张柬之等人听了不太满意,当日姚崇即出为毫州刺史。后又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
辅佐睿宗景云元年(71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唐睿宗一向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后立即把他从许州召回,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辅佐睿宗,与当时宰相宋璟齐心合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①。
早在中宗时期,安乐公主等人卖官鬻爵,又大搞“斜封官”。宰相萧至忠上疏中宗,指出当时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②。为了整肃吏治,精减冗官,姚崇与宋璟于同年八月向唐睿宗建议:请把以前的“斜封官”一律罢免。由于睿宗的优柔寡断,这项正确建议未能施行。太平公主身为皇妹,在诛灭韦氏集团时又有大功,于是她结党营私,干扰朝政。诸王也手握兵权,威胁着皇太子的地位。景云二年(711)正月,他和宋璟密奏睿宗,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政局动乱不安的因素,请将睿宗的长子宋王、高宗的长孙豳王等出为刺史;罢免岐王、薛王的左、右羽林军职务,改任太子左、右率,以侍奉太子;并请把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迁居东都,以免干扰朝政。姚、宋的建议,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局,但睿宗却把此事泄露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恼火,并严厉责怪太子。太子李隆基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遂奏称姚崇等“离间”姑兄关系。于同年二月,姚崇被罢免宰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中宗神龙元年;《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② 《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
相,贬为申州刺史。宋璟也同时被贬。“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①。此后,姚崇又历任徐州、潞州刺史,迁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等职,后又迁同州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政法简肃,吏治较为清明,人们曾为他建立德政碑,颂扬功德。在他离任时,“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②。可见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
“救时之相”
开元元年(713)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就想到姚崇是个人才。十月,乘在新丰进行讲武检阅军队之机,召姚崇入朝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以礼相待,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道的寺观,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等③。唐玄宗听完这十项建议,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当宰相后,没有辜负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他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伤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张说与姚崇有私怨,他曾试图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为相后,张说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内助。在一次退朝时,姚崇诈称有足病,行动缓慢;当玄宗询问病由时,他又说心中有忧虑,痛不在足。接着便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②唐玄宗忌讳宰臣与诸王交通,恐谋不轨,遂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以逃避国家徭役。开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办法,得到唐玄宗的支持。还俗者共一万二千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规定自今以后“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诸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③。这就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僧人和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称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称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
②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语林》卷一。两书皆云此事在荆州任职时。但考姚崇生平,并未在荆州任职。《大唐新语》卷六载:“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 当为扬州。
③ 《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司马光以为天下事“须因事启沃,岂可一旦可邀”,“难以尽信”。故《资治通鉴》不取。王鸣盛等认为“此乃所谓新书滥采小说不可信则非”。见《十七史商榷》卷八七。按姚崇前已两任宰相,明了社会弊端,建言十事,似无不可。
①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