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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第三节经济思想陆贽不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思想家。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均节赋税”、“养人资国”等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改良措施。
“均节赋税”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①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②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养人资国”
关于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陆贽认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认为“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等以厚生之业”。“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① 《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一。
②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的。
为此陆贽主张采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适当缩小“贪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认为“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①。这些措施总的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这一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①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第四节军事思想陆贽是个多才多能的人，对于军事方面也非常重视，他认为要想治国，“未尝不文武并兴，农战兼务”②。只有这样才能足食足兵，平息暴乱，安定国家，进而提倡政教风化，把加强军事看作是治国之本。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唐廷如何加强军事力量，发挥对内讨伐藩镇，对外保卫边疆的作用，是一个关系到唐政权能否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朱泚之乱平息之后，西北边防空虚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陆贽对加强边防，建立一支统一指挥、训练有素、供养充足的军队极为关心。指出：“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①因此围绕着如何治军，保证衣食供给这两个问题，对唐廷存在的弊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治军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②。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善择将帅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还担心权分力散。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陆贽认为这样：“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①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兵马；一② 《陆宣公翰苑集》卷六。
①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① 《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放权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①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奖惩分明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②，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贮积军粮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