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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当派以修习显宗为主，所习经典为《大乘经庄严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和《集法句论》，称为“噶当六论”；加上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又称“噶当七论”。此后还增加了“慈氏五论”和龙树的“六如理聚”①。它特别强调佛徒的修习次第，认为应该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并且只有对少数有“根器”的人授以密宗。主张显密二宗不应当相互攻讦，而应相互补充。
噶当派的密宗修习以《真实摄经》为指导，此经属于密宗四部中仍以显宗教义为基础的瑜伽部，和萨迦、噶举等派推崇无上瑜伽密有所不同，又与宁玛派大量吸收苯教成分有很大差别。一般认为，噶当派的显密教法被认为①指藏译龙树的《中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回诤论》、《广破论》、《宝鬘论》。
是比较“纯净”的。
噶当派比较正统，与汉地佛教一样，既重“观”，也重“行”。所谓“观”，相当于哲学世界观，“行”指修持实践。阿底峡讲“观”的书有《入二谛论》和《中观教授论》，讲“行”的书有《摄行炬论》和《发菩提心论》，《菩提道灯论》则为噶当派全部教法提供了概括性的依据。
《菩提道灯论》把众生分成三类：一类曰“下士”，他们不求解脱，只求今生“利乐”，属“人天乘”；第二类为“中士”，这类人只求个人解脱，不想普度众生，属于“小乘”；第三类是“上士”，他们自求解脱，也救度众生，属于“大乘”。与此相应的修行次第也分下中上，合称“三士道”。
学者从学“三士道”，必须先求名师，依照师长指导，再去身体力行，否则难免误入歧途。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就可以从“下士道”依次修起。
“下士道”要求学者认识有生即有死，按业报法则，轮回无已。为了避免死后堕入“三恶趣”，求得“人”、“天”福报，就要皈依“三宝”，努力做止恶行善的事。即所谓“下士勤方便，恒求自身乐”。
“中士道”要学者认识修待“下士道”，虽然能求得世间乐，但不能超脱流转苦，为了从世间诸苦中彻底解脱出来，就要遵循师长指导，进一步修持佛教规定的戒、定、慧“三学”，达到涅槃境界。是谓“中士求灭苦，非乐苦依故”。
“上士道”要求学者发“大慈悲心”，决心自利利他，修“菩提行”，实践布施等“六度”。这样，既可度己成佛，又可度人永离诸苦，这才是大乐。故曰“上士恒勤求，自苦他安乐，及他苦永灭，以他为己故”。
“三士道”把“人天乘”列进佛教教法，意味着沸教已自觉地将社会的道德教化列为自己的职责范围，这一思想不是始于阿底峡，而是8至9世纪间的唐宗密。但整个说来，“三士道”均属显宗的教法，地位远不如密教为高。因此，《灯论》的最后部分就是论述密宗的修习，它划密宗经典为作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四部，强调了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灯论》为噶当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确定了西藏佛教以实修为主的精神。
噶当派在11至12世纪的200年中得到很大发展，尤以僧徒众多，寺院广布而著称。13世纪中叶，领兵进藏的蒙古将军多达那布在给阔端汗的信中谈到：“在边地西藏，僧伽组织以噶当派最大”。他们与地方割据势力结合在一起，曾形成相当规模的寺院集团，尽管并没有实际掌握过世俗政权。
西藏佛教请教派普遍受到噶当教法的影响。噶举派的初祖玛尔巴曾从阿底峡听闻教授。达波噶举的达波拉杰先从贾云答学习噶当教法，后来又从米拉日巴学习大手印，他所传的教法，是噶当教法与大手印合修的教授。此外，噶举派的帕木竹巴、枳贡世间估、达城塘巴钦波、噶玛知三世等，都学过噶当教法。萨迦派的四祖庆喜幢曾从内邬素巴的弟子吉沃雷巴学习噶当教授，他的著作中所说的大乘共道的修法，即渊源于噶当派。
15世纪格鲁派按噶当派的教义发展起来，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变成了黄教寺院，噶当派不复存在，而黄教则被称为新噶当派。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萨迦派由贡却杰布创始于11世纪70年代。贡却杰布（宝王，1034—1102），自称是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亦名昆。贡却杰布。
萨迦派的主要教法渊源于卓弥译师，卓弥曾到印度学法多年，回藏后，修建牛古城寺，收徒传法，着重阐扬“道果”教授。贡却杰布以在家居士身份，用许多黄金向卓弥学法。他和他的家族原来都是宁玛派信徒，修持旧派密咒法，从卓弥改学“道果”。1073年，他在后藏萨迦地方建造萨迦寺，遂成为此派创建的标志。
贡却杰布在西藏佛教诸派中是第一个直接以世俗贵族身份成为教主的，他还决定法位的传承只能限在本家族内部，从而使政教二权都集中在一个家族之手。
贡却杰布死时，其子贡噶宁布（庆喜藏，1092—1158）方10岁，寺院暂由巴日仁波且代管。贡噶宁布努力学习佛教知识，成年后继教主位，并建立了完整的“道果教授”，使之成为该派的核心教法，萨迦派势力由此得到很大扩充，他被尊为“萨钦”（萨迦大师），列为“萨迦五祖”之首。
“萨迦二祖”是贡噶宁布的次子索南则摩（福顶，1142—1182），幼年从父学萨迦教法，后又向噶当派桑浦寺洽巴却吉僧格学习中观、因明及各种显密教法。1172年，把法位传给他的弟弟扎巴坚赞，自己去曲弥寺讲经修证。
扎巴坚赞（1147—1216），是“萨迦三祖”。幼年从月幢大师受梵行五戒，学习佛法，据说11岁时就能进行教义的答辩。到“萨迦四祖”贡噶坚赞（庆喜幢，1182—1251），萨迦派开始了突变性的发展。
贡噶坚赞是扎巴坚赞的侄子，自幼随伯父学习祖传萨迦显密经典教法，并习因明等大小“五明”。年27，从喀且班钦释迦室利①受比丘戒。除萨迦教法外，他对噶当派、希解派的教法也很精通。著有《正理宝藏论》、《分别三律仪论》等。他写的哲理性文学著作《萨迦格言》，在藏族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声誉。此外他还通晓梵文和祝夏语（祝夏即唐称的勃律）。因为他很有学识，被尊为“班智达”，在他名字前常冠以“萨班”，意为萨迦班智达。
据说曾有6名南印外道来藏，在基仲地方同萨迦辩论13天，最后失败，皈信佛法，宗萨迦教法。因此有萨班“美声令誉，遍于大地”之说。
萨班时期的萨迦派，以“教政合一”的形式，直接控制着当地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成为卫藏地区最强大的实力集团。正值此时，蒙古族军事力量开始西征。
据传，1206年，成吉思汗率兵到达青海柴达木盆地，曾写信给“三祖”
扎巴坚赞，表示愿意皈依佛法，由此揭开了蒙藏关系的新篇章。13世纪40年代，蒙古统治者着手进军西藏。
成吉思汗之孙太宗窝阔台的二子阔端，领兵驻扎凉州。1240年，大将达尔汗台吉多达那布领兵抵达藏北热振寺一带。他了解到西藏各地封建割据势力同佛教诸派紧密结合的特点，认为与其单靠武力统治，不如选用势力最强的教派协同治理。于是向阔端建议与萨迦派通好，扶植萨迦派的发展，被阔端采纳，于是在1244年写信给萨班，请他赴凉州晤面。1245年，萨班派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先赴凉州，他和卫藏地区各种势力交换意见后，于1246年到达，次年与阔端晤面，并为阔端治好了病，深得阔端信服。经双方磋商，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由萨班给卫藏各僧俗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一起归顺，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强巴贝邀请，经亚东进藏，弘传佛教戒律，由此形成了喀且班钦戒律传承。智达致乌斯、①喀且班钦系迦湿弥罗僧人，住在北印的札格达拉，1204年应绰浦译师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①，信中详述了归顺与否对于佛法和世俗权力的利害关系，以及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派官设治、缴纳贡赋、萨迦与其他官员僧俗共管西藏事务等意见，奠定了1279年以后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行政管理的基础。萨迦派由此也取得了卫藏地区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地位。
据传，萨班在凉州也曾讲经说法，被分别译成蒙古、畏兀儿、汉语和当地藏语。他还用古畏兀儿文的字母字形，创制了蒙文字母。佛教和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由萨班开始向蒙古流传，八思巴继承并大大开拓了这一事业。
八思巴（1235—1280）意谓圣者、神童，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原名罗追坚赞（慧幢），是“萨迦五祖”。史书中说他“幼而颖悟，长博闻思，学富五明，淹贯三藏”②。1252年，忽必烈南征大理，招降吐蕃，翌年，召见八思巴，留在身边，并从受密教灌顶。1255年，奉命回藏受比丘戒，尔后回到忽必烈驻地（后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勅主持佛道二家优劣之辩，佛方17人由八思巴为首，道方自认失败，道士落发，道观改为僧寺。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象征权力的“玉印”，由此开创了元朝历代帝王任命帝师的作法。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在中央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命八思巴国师兼领总制院事，协助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具体规定，西藏行政事务由“本钦”总管，宗教事务由“国师”掌管；但国师对任命“本钦”
有建议权。八思巴推荐释迦桑波为第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