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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嘉措对格鲁派喇嘛教向内外蒙古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他回藏后，安排栋科尔呼图克图（又号察汗诺们汗）为代理人常驻蒙古，继续将黄教向东西蒙古推广。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曾迎栋科尔到西蒙传教，影响所及，各部领主纷纷皈依，32个首领各派一子出家，著名的咱雅班第达就是拜巴噶斯的义子。
萦南嘉措临终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的孙，苏密尔代青洪台吉之子成了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可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17世纪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黄教在蒙古族地区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反映了蒙古社会的重大变化。
蒙古各部之间长期处在武装割据的状态，宗法的军事统治是主要的统治形式，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维系部族团结、稳定民心的需要，更不能成为联合各部统一的文化宗教纽带。在各部族的内部，疲惫不堪的战争使经济枯竭，人力下降，人民生活贫困饥饿，阶级对抗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曾经利用喇嘛教成功地控制过西藏的蒙古封建主，再次选择了喇嘛教来解决本民族的内外困境，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两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条件大致相近的缘故。
崇祯十三年（1640），喀尔喀蒙古与西蒙古封建主集会，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明确规定了保护和扶植黄教的政策。封建主们争相把土地、牲畜、金银财宝等布施给喇嘛庙，同时免除寺庙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其它封建差役。《蒙古。卫拉特法典》和《喀尔喀法典》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喇嘛的种种政治特权，使寺庙和喇嘛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政治势力，逐步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形势。
明、清两代在蒙藏地区继续推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对于它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明王朝为解除蒙古贵族的军事侵扰，希图用佛教沟通双方的友好交往，对“出塞传经颇效勤劳”的喇嘛一一封赏。凡蒙古地区迎送达赖喇嘛，都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在王朝中央直辖的蒙藏交通线上，开设临时市场，供应各种物资。还在北京印制金字藏经，制造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又派去各种工匠，提供建筑材料，支援修建寺庙。一般认为，从黄教传入蒙古到明亡的数十年中，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也为有清一代沿袭前明国策，提供了一面镜子。清魏源在《圣武记》中说：蒙古自俺答汗敬信黄教，“中国大臣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在客观上，有利于蒙汉藏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联系。
清朝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更特别看重喇嘛教对蒙古的作用。魏源所谓“以黄教柔驯蒙古”，①正是清帝国的基本国策。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到清帝“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籍杖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乾隆说得简炼：“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①以此安定边陲，巩固中央集权。
有清一代在北京、多伦诺尔、承德等地修建黄教寺庙40余座。蒙古地区兴建寺庙更多，草原上出现许多华丽的寺庙建筑群，仅漠南就是“旗旗有庙”，估计总数上千，有的大庙喇嘛人数多达数千人。正由于清廷对喇嘛教取“神道设教”的态度，所以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乾隆在《喇嘛说》中列举了元朝曲庇喇嘛的历史教训，告诫皇室子孙决不可无限崇拜黄教，以致造成亡国灾乱。对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限制在不造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范围之内，对利用黄教进行反清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西夏于宋景祐五年（1038）建国于今宁夏银川。这个地区早就有佛教流行，建国后赵元昊命人创西夏文，用以翻译的佛典不少。藏传佛教传入的确切时间不明。西夏仁宗（1140—1193）时，在大度民寺举行的大法会上，同时诵读藏、汉文藏经，说明西夏早已接触藏传佛教。仁宗很崇敬噶玛噶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曾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派其弟子藏索格西前来，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开始翻译佛经。后来当都松钦巴在著名的粗卜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缨络及幢盖诸种饰物。此后，萨迦派三祖扎巴坚赞的弟子琼巴瓦国师觉本，也被西夏王奉为上师。传说，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时，曾向西夏王的上师后藏人通古娃。旺秋扎西请问佛法，这位上师属于蔡巴噶举。由此可见，至少在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和①魏源：《圣武记》。
①乾隆：《喇嘛说》，见“雍和宫四体碑”。
萨迦派已传入西夏。
敦煌莫高窟晚期西夏洞窟中的佛教遗迹，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密宗色彩。在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有相当部分译自藏文，前苏联所藏西夏文佛经中，有的就明确标出“据藏本翻译”。在用西夏文的一些写经中，有的在每个西夏字旁，注以藏文读音。
藏传佛教在西夏占有重要地位，对西夏西部的影响尤为强烈。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早在唐代吐蕃东进时，就有西藏沸教随之传入青海。达磨灭佛，西藏僧侣纷纷前来避居，藏传佛教在青海开始落脚扎根。元朝，中央设置专管喇嘛教和吐蕃地区的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由帝师负责，致使青藏高原“帝师之命与皇帝诏敕并行”，僧俗官员共管军务民政。西藏僧侣经青海而往来内地络绎不绝。青海地区的喇嘛教空前繁盛起来。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宁玛派和噶举派先后在青海化隆、玉树等地传播，建造了夏琼、拉秀等寺院。此后萨迦派在西藏失势，一部分僧侣流亡到青海，也建立一些萨迦派寺院，后均改归黄教。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藏族仁庆宗哲嘉措在宗喀巴的出生地、今湟中县鲁沙尔镇修建了衮本坚巴林寺，黄教在青海东部广泛流传起来。这时，蒙古俺答汗驻牧青海湖地区，皈依黄教，迎请三世达赖，使黄教在青海的势力大增，宁玛派退到了黄河以南及果洛地区，噶举派和萨迦派则被挤到了玉树地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黄教在衮本坚巴林原址上，建成了著名的塔尔寺。三十二年（1604），四世达赖派人在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以东建成郭隆寺（今佑宁寺）。清顺治四年（1647），在今大通县桥头镇东北建郭莽寺（今广惠寺）。黄教在青海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雍正元年（1723），和硕特部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叛乱，“青海寺院多蚁附”。叛乱平息后，清政府对青海寺院严加整饬，大批僧侣流落甘南一带，归附拉布楞寺及其属寺。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今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肃北蒙古族聚居地都曾经是喇嘛教的流行地区。
甘南藏区是历史上安多藏区的组成部分，达磨灭佛时，有些吐蕃僧侣来到安多，这里开始受藏传佛教的影响。13世纪蒙古势力占据河西，萨迦派曾到过武威一带。明清对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扶植喇嘛教的政策，黄教势力也进入甘肃藏区。康熙四十七年（1708），和硕特部蒙古固始汗的曾孙察汗丹津，派人赴藏物色高僧来甘南建寺；翌年，拉萨哲蚌寺的嘉木洋应请前来选定寺址；四十九年开始兴建，这就是著名的拉布楞寺。察汗丹津布施了大量资财，寺成后，他奉献三个部落的属民、土地作为寺院的“香火户”，其他蒙古贵族如额尔德尼台吉等，也有属民、土地等供奉。这样，拉布楞寺就拥有相当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康熙五十七年（1718），嘉木洋受清帝封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准着黄马褂；乾隆三十七年（1772），嘉木洋二世活佛受乾隆敕封前后，又建起许多属寺，同时，加强和完善拉布楞寺的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寺院集团政教合一的权力。此后，嘉木洋三、四、五世历受清王朝的封赐，势力日增，辖地更广，属寺多达108座，广布甘、青藏区。嘉木洋以下，有“四大法台”、“八大堪布”等一批大小活佛，常住僧侣2千余，多时达4千人。寺内有六大扎仓、十八昂欠（活佛大院）、辩经坛、藏经楼、印经院、金塔等许多大型建筑。
拉布楞寺以讲经持律、治学严谨而闻名，产生过许多有学识的高僧大德。
嘉木洋一世阐发佛教五部大论的著作，被很多寺院奉为必读课本。《青海塔尔寺志》（嘉木洋二世著）、《水树格言》（贡塘仓二世著）、《安多政教史》（哲贡巴仓三世著）、《善说诸宗源流及教义晶镜史》（土观。却吉尼玛著）等著名诗集和重要宗教史籍，都出自这个系统。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裕固族地区共有十个黄教寺院，分布在各个部落，几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故有“什么寺院属什么家（部落）”的说法。
最早的是建于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