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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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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了自己的判教理论,认为真言宗最高,下面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法相等,但每一宗派中皆包含密教深义。他采取这种态度以减少论敌,有利于真言宗的传播。

  空海在传教的同时也致力于传播中国的其他文化。他把带回的大量唐朝诗文字帖上献天皇。他善长诗文、书画,嵯峨天皇对他十分赏识,常请他入官清谈。空海的书法精妙,尤善草书,人称“草圣”,与嵯峨天皇、橘逸势被称为“日本三笔”,所写《风信帖》、《三十帖册子》等留传至今,为世人称道。他依据六朝、隋唐许多诗论撰写《文镜秘府论》6卷。论诗文的声韵格律,引证广博,对研究六朝、隋唐诗文很有参考价值。空海仿照唐朝县乡办学的做法,在平安设立“综艺种智院”,招请僧俗教师讲授佛教及儒、道二教,规定无论道俗贵贱,都可以入学受教。这对后世日本发展平民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空海死于仁明天皇承和二年(835)月,醍醐天皇二十一年(921)追谥“弘法大师”。他的著作很多,有《三教指归》、《辩显密二教论》、《付法传》、《即身成佛义》、《秘密曼茶罗十住心论》、《秘藏宝钥》及《遍照发挥性灵集》等。

  在空海入唐的时候,密教在中国虽已相当盛行,但论述、解释密教的著作还很少,更没有“判教”著作。空海在介绍中国汉译密教经典的基础上,对密教教义作了有创新的概括,加强了条理化,并提出了密教的判教理论。

  第一,空海在《辨显密二教论》、《十住心论》中对佛法作了评判分类,把密教以外的经典、教法称为“显教”(浅显易懂之教),而把《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经典及所主张的教法称为“密教”(秘奥难懂之教)。又把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为十种,称为“十住心”,依次是“异生羝羊心”

  (指不信教者)、“愚童持斋心”(佛教在家信徒和孔孟信徒)、“婴童无畏心”(外道)、“唯蕴无我心”(声闻乘)、“拔业因种心”(缘觉乘)、“他缘大乘心”(法相宗)、“觉心不生心”(三论宗)、“一道无为心”

  (天台宗)、“极无自性心”(华严宗)、“秘密庄严心”(真言密宗)。

  前九者皆为“显教”,是化身、应身佛(如释迦佛等)所说,最后为大日如来所说的“密教”。大日如来是法身佛,故他说的密教最为高深。空海以这种判教理论为在日本创立和发展真言密宗提供依据。

  第二,空海以“六大”、“四曼”、“三密”来概括密宗的基本教义。

  “六大”是从“体”讲的,说构成世界万有和诸佛菩萨本体的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心),称为“六大体大”。空海在《即身成佛义》中发挥了《大日经》的思想,认为“六大”是佛、众生、世界的本体,佛与众生没有根本差别,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四曼”是从“相”来讲的,是指法身佛大日如来显现出来的山河大地,森罗万象,包括一切佛菩萨、众生。“相”有四种:“大曼茶罗”指佛、菩萨、众生象及其绘画:“三昧耶曼茶罗”,指象征佛、菩萨“本誓”的各种标帜,如象征大日如来的宝塔、观世音的莲华等等:“法曼茶罗”,指代表诸佛、菩萨的真言名号、经论的文字义理等,如以梵字“阿”为大日如来的象征等等:“羯磨曼茶罗”,指佛、菩的姿态、事业,也指金铜泥木造像。

  “曼茶罗”,旧译坛场,新译轮圆具足,又译“聚集”。“四曼相大”

  即四大类现象,用以说明法身佛显现的世界广阔无边,数量无限,各类形象之间又圆融无碍。

  “三密”,即身密、语密、心密,被认为是“六大法界”作用的表现,亦称“三密用大”。佛与众生都具三密,且互相融通。如果修行者手结出相应的印契(即手式,身密),念诵特定的真言密咒(语密),观想法身佛、法界实相(意密),即可与大日如米佛的三密呼应,即身成佛。

  空海特别强调,父母所生肉身,即可成佛。据他说,众生与佛皆以“六大”为体,“佛身即是众生身,众生身即是佛身”。但这还只是从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上说;由可能变为现实,众生还须如法修行,使自身三密与大日如来佛三密相应,做到“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

  密教认为大日如来法身佛有理与智两个方面。理即法界、法性或真如,因为是一切佛的本源,故喻之为“胎藏界”。《大日经》即为宣说胎藏界的经典。智即智慧,以金刚比喻坚硬不坏,说它可制服一切烦恼,故称“金刚界”。《金刚顶经》为说金刚界的经典。“六大”为本体,分而言之,地水火风空五大属胎藏界(色),识大属金刚界(心),前者属解脱之因,后者属解脱之果,但二者又相即不二。用图画把《大日经》绘制出来,就是胎藏界曼茶罗,图示《金刚顶经》的则为金刚界曼茶罗。空海及其弟子从唐带回一些曼茶罗,此后各寺又绘制不少曼茶罗,为供养和修法观想使用。各种曼茶曼绘制精细,色彩美丽,是平安时代佛教美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空海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实慧、真济、真然、真雅等人。空海死后日本真言宗在教理(教相)方面变化不大,而修行仪式、方法(事相)方面却日趋繁杂,后来所发生的分派也主要由于对这一方面不同见解而引起。

                 

  3。净土信仰的兴起

                 

  平安后期,佛教的净土信仰逐渐流行。传说圣德太子曾发愿往生(转生)

  西方极乐净土,慧隐曾在宫中讲《无量寿经》,三论宗的智光(八世纪)撰《无量寿经论释》,所绘弥陀净土变相图被称为《智光曼茶罗》。圣武天皇时光明皇后也信仰弥陀净土,天皇死后命各地寺院造阿弥陀佛净土画像。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最澄从唐带回的“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摩诃止观》,就载有“常行三味”的修行方法。此外,他还带回智f的《观无量寿经疏》、《阿弥陀经疏》、《净土十疑论》等宣传净土信仰的书。圆仁入唐求法,从五台山学会“念佛三昧法”,回国后在比叡山教授僧徒,自此,在天台宗内部兴起了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以上所说的“念佛三昧”、“常行三昧”、“不断念佛”,是主要依据《般舟三昧经》进行的一种为期90天以唱念阿弥陀佛为禅观内容的修行方法,基本属观念念佛。

  日本天台宗的念佛法门到平安后期得到较大发展,如空也(903—972)、源信(942—1017)、良忍(1073—1132)等,都提倡弥陀净土信仰,但在理论上还依附天台宗教义体系。938年,空也在京都传净土宗(念佛宗)。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源信。

  源信,大和(今奈良)人,于比叡山出家,师事良源,广学佛教义理,著书70余部,150余卷。其中《一乘要决》论释天台宗教义;《往生要集》专论弥陀净土法门。曾以天台疑义27条托人送宋天台宗僧知礼(960—1028)

  致问。

  《往生要集》3卷,是日本佛教史上首次把160余种经典中有关净土的经文编在一起,以系统论释弥陀净土教义的文集。全书分十门(章),其第四门为“正修念佛”,讲念佛的修行方法,引进《往生论》,说应修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这五种念佛法门,在介绍“观察门”时详述观念念佛的修行方法,此为全书的中心。所谓“观察”,是心注一处,观想阿弥陀佛,包括从阿弥陀佛的身体的具体部位观想(别相观),到从总体上观想阿弥陀佛,以至透过色身观察无形相的“法身”,在观想中立誓愿往生西方净土,此书不重视称颂“南无阿弥陀佛”的口称念佛,把这一法门列入“散业”

  (与观念念佛的“禅观”相对而言)之中。

  然而在源信后期的著作《观心略要集》、《阿弥陀经略记》中,已开始重视口称念佛。口称念佛简单易行,容易在信徒中普及。源信的《往生要集》及其他净土信仰著作,对镰仓时代日本净土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平安时代后期,由于班田制逐渐破坏,地方上直接控制土地和农民的中上层武士势力日增,古天皇制和由藤原氏掌握实权的政治结构日趋瓦解,社会危机四伏,内乱相继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一般民众,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情况反映到佛教中,促成“未法”思想和净土信仰的迅速传播。按照佛教一般说法,释迦死后头一千年是“正法”时代,此时“教”、“行”(修行)、“证”(果位,达到觉悟解脱)并存:后一千年为“像法”时代,只有“教”、“行”而无“证”;最后一万年为“末法”

  时代,唯有“教”存在。平安末期日本流行一本假托最澄著的《末法灯明记》,说永承七年(1052)为进入“末法”的日期,此后僧人不必按佛法的要求去持戒修行。此时正值源、平二氏组织武士集团急剧扩张势力的时期,简单易行的净土信仰特别受到欢迎。当空也、良忍以口称念佛开展传教活动时,受到贵族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支持。贵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寺院,在这里举行丧仪和追荐祖先的法会。在净土信仰开始流行后,他们在寺院里建立阿弥陀堂,塑弥陀三尊(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像,除用以追荐祖先亡灵外,还作念佛修行之用,发愿死后往生西方净土。如担任摄政要位的藤原道长(966—1027)在法成寺建阿弥陀堂,临死前在这里发愿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

  其子藤原赖通(990—1074),任摄政、关白,把在宇治的别墅改为寺院,称“平等院”,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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